金末科举改革与奇古文风的演进-文学硕士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金朝贞祐南渡后，赵秉文、李纯甫等人借主持科考之机有意改革南渡前尖新浮艳、萎靡陈腐的文风，由此引发了几起影响较大的科举事件，引起了士人的广泛关注。由于赵、李等人主张诗文要有突出的个性，又普遍赞赏奇古文风，而且有意培养和提携应举士子，促进了金末文坛奇古风尚的盛行。 关键词：金代文学 贞祐南渡 科举事件 奇古文风 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有意摈弃险怪奇涩的文章，录取苏轼、苏辙兄弟和曾巩等人平实自然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极大的议论，却极大地打击了自景祐以来流行于科场和太学的怪诞文风（也即“太学体”文风），极大地推动了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权力和机会改革文风，为宋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金代科举考试中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它究竟缘何而起？又对金代文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贞祜南渡前的文坛风尚与科举考试之关系 金朝在世宗大定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到金章宗明昌、泰和时期，表面上国力仍然很强大，但实际上已经由盛转衰，社会风气趋于浮靡奢侈，诗坛上也出现了一股不良风气。刘祁《归潜志》有云：“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他还说张翥因作这类诗而出名，并且由一介布衣而得到朝廷召用，又举其诗句“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认为“大抵皆浮艳语”。味其诗句既表达了一种暂时的自我满足，又似乎流露出些许不遇的牢骚，但表达得较为隐晦难解，尤其是后两句不伦不类，令人难以捉摸。著名诗人王庭筠也刻意追求尖新。赵秉文曾说“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使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元好问也说他“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又如，王寂喜欢作次韵诗，且好用窄韵、险韵，在其现存的278首诗中，次韵唱酬之作即多达40余首。当时有位诗人文商（字伯起）作诗“善用强韵，往复益工”，王寂之子曾作诗为他送行，诗用险韵，且“用韵颇工”，王寂随之又作了十首和诗，都以“周”和“州”为韵脚字；王寂还有《上周仲山少尹寿》一诗，长达四十六句，却句句用韵，皆可谓竭尽用韵之能事。胡传志由此指出，王寂诗中已有“逞弄技巧”的倾向。王寂、王庭筠都是金代中期著名的诗人，窥一斑而知全豹，由此可知，贞祐南渡前的诗坛上存在着一股次韵唱酬、逞才弄巧的不良风气。而这种文学风气的盛行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很大关系。刘祁《归潜志》云“张行简知贡举，惟以格律痛绳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时士子趋学，模题画影，至不成语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谕，文风浸衰”。又云“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弊，盖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才心，故所取之文皆萎弱陈腐，苟合程度而已。”《金史·赵秉文传》亦有大体同样的记载。 张行简（1156～1215），字敬甫，莒州日照（今山东省日照市）人，大定十九年（1179）词赋状元，历任应奉翰林文学、翰林修撰、翰林待制、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提点司天台、礼部尚书兼侍讲、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太傅等职，卒谥文正。有文集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今皆不存。张行简家世显贵，其祖父张莘卿（字商老），为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进士，曾为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最后官至镇西军节度副使；其父张唪（字明仲），正隆五年（1160）进士，官至御史大夫等职；其弟张行信（本名行忠，字信甫），大定二十八年（1188）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礼部和吏部侍郎、尚书，最后官至参知政事、尚书左丞等要职。由此可见，张行简祖孙三代皆以进士入官，都以政事、文学显于当世。赵秉文在《前御史大夫张唪赠父莘卿诰》文中如此评价其家族：“以德行为世检，以文学登世科，孙则尚书，子惟御史，门闾之懿，近代罕闻。”从金世宗后期至卫绍王时期，张行简又曾多次主文取士，元好问《中州集》小传云其“典贡举三十年，门生遍天下”，《金史》本传亦云其“典贡举终身”。他的文学喜好也必然会对南渡前的文坛产生重要的影响。 张行简的诗仅存3首，其中《六月二十九日北宫朝回》云：“疏柳衰荷又一时，清波飞叶梦灵芝。年年踏尽溪边路，不觉吴霜点鬓丝。”诗中抒发了一种淡淡的闲愁，“灵芝”“吴霜”等词语略显浮艳。其文仅存一篇《人伦大统赋》，通篇都在讲明人的命运决定于骨相的道理，宣扬人生命运是先天注定的唯心论调。“贵贱定于骨法，忧喜见于形容。悔吝生于动作之始，成败在于决断之中。”接下来分别从形体、容貌、神气、言语等多个方面来说明人生的寿天、祸福、善恶、智愚、贵贱、穷通等命运。如“气清骨赢，虽才高而不久；神强骨壮，保遐算以无穷。颜如冠玉，声若撞钟。四渎须宜深且阔，五岳必要穹与隆。五官欲其明而正，六俯欲其实而充。一官成十年显贵，一府就十载富盈。房玄龄龙目凤睛，三台位列；班仲舁燕颔虎颈，万里侯封。”文章长达3200余字，全部使用对偶句式，通篇押韵，形式虽美，却不过是一篇宣扬迷信思想和唯心论调的韵语文字。张行简虽是朝庭的股肱大臣，但其为文章只注重形式上的对偶、押韵之美，在内容上却充满陈腐的思想，缺少激动人心之志。 要之，贞韦占南渡前尖新浮艳、萎弱陈腐的文风与张行简长期主文取士极有关系。 贞祐南渡后的科举改革与科举事件 贞祐二年（1214），蒙古军大势南侵，金王朝被迫将都城由燕京迁到汴京，史称“贞祐南渡”。就在南渡后的次年，也即贞祐三年，张行简去世，宣告了一个科举时代的终结。从此，赵秉文、李纯甫等人登上了金朝科举的舞台。而此时的金王朝已经是内外交困，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时代呼唤改革。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赵秉文等人首倡科举改革，意欲借此来扭转当时的不良文风。在赵、李等人主持科举改革的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冲突，甚至于酿成了影响较大的科举事件。 及宣宗南渡，贞祐初，诏免府试，而赵闲闲为省试，有司得李钦叔赋，大爱之。盖其文虽格律稍疏，然词藻庄严绝俗，因擢为第一人，擢麻知几为策论魁。于是举子辈哗然，诉于台省，投状陈告赵公坏了文格，又作诗讥之。台官许道真奏其事，将覆考，久之方息。俄钦叔中宏词科，遂入翰林，众始厌服。正大中，钦叔复为省试，有司得史学优赋，大爱之，亦擢为第一，于是举子辈复大噪。盖史之赋比李尤疏，第以学问词气见其为大手笔。又赋中多用禽兽对属，众言：“何考官取此赋为魁？”“盖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号学优为‘百兽家’。”俄学优对廷策中之，议者亦息。嗟乎！士皆安卑习陋久矣，一旦见其有轩昂峭异者，其怪骇宜哉！夫科举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约也。或者舍彼取此，使士有道逸之嗟，而赵公不徇众好，独所取得人，彼议者纷纷何足效也。 以上这段文字提到：第一件是贞事占三年（1215）省试，赵秉文（号闲闲老人）知贡举，有意录取文章格律较疏但风格鲜明的李献能（字钦叔）和麻九畴（字知几），广大举子认为其所取不公，议论纷纷，或作诗讥讽，或投状陈告，于是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件事也为《金史·赵秉文传》所记载。馐第二件是正大元年（1224）李献能为省试主考官，因见史学（字学优）的词赋写得很奇特，于是取为省魁，结果又引起举子们的一番争议和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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