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抗战时期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新考
1944—1945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有较多的论述。随着一些新资料的问世，特别是《夏鼐文集》《夏鼐日记》的编辑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考察团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就此作更深入的探索。 一 考察团的缘起 清末以来，我国西北的考古由于简牍出土、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安特生的调查与发掘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丰硕成果等而备受学术界瞩目。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迅速提高，“开发西北”、“到西北去”的呼声高涨，考察团体或个人接踵而至，为建设西北献言献策。 日军侵华，东南大片国土沦陷，破坏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正常历程。但是随着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的内迁，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在西南地区陆续开展学术研究。1938—194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调查、发掘云南大理附近古遗址，此后与相关单位联合发掘四川彭山汉墓、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1937—1938年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39—1940年调查贵州民间艺术等。 1941年10月，李济向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列举当时的主要工作是： 一、调查川康民族；二、调查苍山洱海的古遗迹；三、贵州民间艺术调查；四、中国建筑及附属艺术资料之收集；五、汉代车制之研究；六、四川古迹之调查与古物采集；七、旧式手工业品之采集与研究；八、滇边民俗材料之采集；九、甘新一带古代艺术及历史文化史料之采集。 其中，甘肃、新疆一带的工作计划有： 1. 以长城线为中心，研究中国古代对于西北边防上之设施及文献之采集；2. 以肃州、敦煌一带之千佛洞为中心，研究佛教艺术东来之情形。如能至新疆，则研究吐鲁番、库车、拜城之佛洞壁画，俾与甘肃境内作一比较。如情形许可，则拟由甘肃或青海至新疆南部之沙漠中作地理与历史之探查；工作时间暂以一年为限[1]。概括而言，就是依据现有的条件筹措经费、招聘人员、实地考察，对原有的调查和研究力争有所推进。由此可见，甘新考察是有基础、有计划的，既受到了开发西北热潮的影响，也是学术研究的自然延续。 1941年11月，李济致信汤用彤，邀请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汤用彤十分赞成。第二年，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其成员向达，“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2]，考察了敦煌莫高窟、汉代玉门关、阳关遗址等，写成许多著名的论文。1943年，石璋如从甘肃返回途中，考察泾渭流域，发现23处史前遗址。由于“万里孤征，行旅匆匆，多未周览”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计划中的考察活动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有必要继续进行。 新考察团的筹划大约始于1943年春。当年7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史语所派夏鼐（副研究员）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派向达、阎文儒参加。历史考古组组长为向达，夏鼐任副组长，阎文儒为组员，他们主要在甘肃、青海考察。地理地质组主要到新疆考察。 根据最新的资料来看，考察团的酝酿较早，经过了比较细致地磋商和协调，如经费来源、人员安排、收集和熟悉西北的资料、规划考察范围和行动路线、购置所需仪器设备等。有关人员查阅了《流沙坠简》、《西域水道记》、《语石》、《居延汉简考释》、甘肃地方志以及斯坦因、伯希和、安特生、黄文弼、张凤、徐旭生等学者的著作。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总体说来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考察开始后，向达、夏鼐与史语所傅斯年以及李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保持着通信联系，汇报考察进展，请示工作安排，解决资金问题，规划行动路线等。考察团预定将采集的标本全部运至兰州，暂时保存在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后再想办法转送中央研究院。 向达是著名学者，此前去过西北，比较熟悉情况。夏鼐是考古学科班出身，年轻有为，敬佩向达的道德文章。阎文儒是向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工作过程中成为向达、夏鼐的得力助手。阎文儒称两位是“向觉明师”、“夏作铭先生”。夏鼐认为阎文儒是“向先生的高足弟子”，“考察团增添一生力军”。夏鼐与阎文儒“一见如故”，“合作无间”。“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得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3]。 二 考察经过和主要收获 西北科学考察团原定于1943年9月出发，由于夏鼐突然染病、经费迟迟不得解决等原因，不得不推迟了半年。 1944年3月21日和4月4日，向达、夏鼐先后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兰州，住宿在甘肃科学教育馆。随后几天，他们拜见军政要人，踏访名胜古迹。4月13日，夏鼐、何乐夫调查十里店附近遗址。4月14日，向达、夏鼐调查西果园附近遗址。在兰州期间，向达应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等高校讲演。4月17日，由兰州乘车启程西行。途中，夏鼐于武威文庙考察吐谷浑慕容氏墓志。20日至酒泉，考察钟楼寺、文殊山等。4月26日，离开酒泉前往金塔。27日到金塔，游览金塔寺。5月1日到三墩，考察汉代烽燧，7日返回金塔。5月12日，阎文儒从陕西宝鸡赶到酒泉，加入考察队伍。1944年5月14日，考察团离开酒泉西行考察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至敦煌，与常书鸿、张民权、史岩等晤谈。5月至8月，向达、夏鼐、阎文儒发掘敦煌佛爷庙等墓地，清理墓葬十余座，并考察莫高窟。9—10月发掘月牙泉墓地，清理墓葬7座。向达进一步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参与鉴定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北魏残经，写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考察团原计划赴新疆考察，由于此时新疆形势突变，兵荒马乱，致使计划落空。10月19日向达离开敦煌东归。11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发掘小方盘城，调查榆林窟、锁阳城等地。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他们“冒雪冲寒，入漠探险，访两关遗址及烽燧遗迹，掘得汉简数十片”[4]。1945年1月5日自酒泉东归，游览张掖大佛寺、武威文庙等。1月15日和16日，夏鼐、阎文儒分别返回兰州，在甘肃科学教育馆落脚，安置所得文物并进行休整。阎文儒暂时离开考察团回陕西三原。 1945年3月1日，夏鼐与何乐夫会面，再次调查十里店周围遗存。夏鼐还与吴良才调查兰州附近的王保保城、高坪、中山林、曹家嘴、西果园等遗址。3月19日，夏鼐、凌洪龄调查青岗岔遗址。夏鼐寻访古迹，“对于碑碣吉金，亦加留意”，3月底写成《〈陇右金石录〉补正》。 1945年4月，夏鼐南下赴洮河流域考察，发掘辛店、寺洼山遗址，调查齐家坪、马家窑等遗址。5月，发掘宁定阳洼湾遗址，5月底返回兰州。阎文儒“因不通史前石器时代，不便参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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