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是五千年的泱泱大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国土面积大，与许多国家接壤，其中包括日本、朝鲜、泰国等。自古以来，我国与各国相处融洽，关系友好，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十分复杂。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1、中日关系面临的问题
第一，领土争议存在。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纠纷牵扯到海洋界线划分、海洋资源分配等复杂间题中方已开发了属于大陆架延伸海底的油气资源，日方提出吸管效应并要求共同开发。双方领导人恢复互访和确立战略互惠关系后，日方在此问题上更是志在必得。共同开发问题涉及许多复杂敏感因素，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来运筹。
第二，台湾问题。日本把防守范围扩大至台湾，在美对台协防时将可能提供后勤保障，在台独问题上态度暖昧。福田访华时公开表明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人联合国，不支持“人联公投”。这是迄今日本领导人对台的最鲜明态度，但同时福田又强调说是“不支持”而非“反对”，其原因在于日国内亲台势力的掣肘。
第三，历史问题仍未解决。参拜靖国神社，由于福田政权的运作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为缓和党内矛盾，福田虽不主张立即修改宪法、不赞成参拜靖国神社，但在自民党大会通过的《2008年自民党运动方针》里仍保留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和“制定新宪法”的内容。而自民党内部历来鼓动“参靖”和“修宪”的势力仍伺机而动，一些把缓和与中国关系当作权宜之计的战略派政治家也显示出故态复萌的苗头。同时日本国内出现反对在外国压力下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族主义情绪。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权宜之计还是要彻底解决问题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潜在障碍。还有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也阻碍着中日关系向良好方向发展，甚至会恶化！
2、为了缓解紧张的中日关系，增强两国之间的了解与合作，我们必须提高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内涵的认识。
“战略互惠关系”是由日方提出、而为中方接受的提法。2007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日本的“融冰之旅”后，中日两国确认根据2006年10月安倍晋三访华时双方达成的一直，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胡锦涛主席在“暖春之旅”的第二天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内容上主要包括：一、强调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
二、在重申恪守中日关系三文件的同时，将此联合声明定位为“第四份政治文件”；三、正如它的正式名称《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开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框架和新局面；四、重申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并在共同对应全球性课题上进行合作。按照联合声明里不仅会扩大双边合作关系，还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构筑两国关系的新框架。 自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正式确立，中日关系也进入新的时期。“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着眼点在于：
第一，拓宽两国视野。“战略”一词强调整体和全局，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中日两国必须拓宽视野，依托亚洲、立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中日两国亦是如此。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我们加强合作共同解决。中日两国作为世界上有影
响的国家，有责任和能力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深化相互合作。“战略互惠”关系突出强调的是两国在多领域、多层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中日双方确定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加强互利合作，在能源和环境领域开展合作，在贸易、投资、信息通讯技术、金融、食品及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商务环境、农林水产业、交通运输及旅游、水、医疗等广泛领域开展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本着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平、繁荣、稳定和开放的亚洲；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双方确认能源安全、环境保护、贫困、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是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双方将从战略高度开展有效合作，共同为推动解决上述问题作出应有贡献。
第三，加强两国交流。在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明确写道中日两国增进政治互信，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加强政府、议会、政党间的交流和战略对话机制，就双边关系和各自内外政策及国际形势加强沟通，努力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高层互访，促进多层次对话与交流，进一步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3、我们了解了中日关系的现状，为了我国将来的发展，为了中日之间关系走向正常化，我们必须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第一，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视角寻求两国共同利益。不可否认，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会产生一些利益冲突，但我们应看到，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并且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趋势，两国经济地位逐渐趋于平等共同获益，这成为中日维护改善双边关系的国家利益需求底线。日本应理智面对中国的崛起，不应只看到对日本不利的一面，更不应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日本经营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其文章中批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减速的声音，“最可怕的事情是：中国遇到挫折，其经济出现危机。那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们似乎期待着中国经济在北京奥运会后减速。但如果那样，出乱子的会是日本。究其原因，如今钢铁、造船、运输和工程机械等日本的传统产业有所复苏，这才好不容易维持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而其复苏的原因都是由于中国的需求。如果这些产业由于中国需求的结束转而面向国内，就会很快沦入过去的那种衰落中去。”
第二，承担大国责任，共同致力于实现地区稳定和繁荣。目前，在东亚的主要的合作机制“10+3”、“10+1”、东盟地区论坛中，可以看出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东亚，似乎是小国引导着大国的合作脚步。在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中，中国和日本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互动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中国与日本更多的把这些地区合作机制看作是追求自己更大权力和国家力量的平台。中国是区域政治大国，日本是区域经济大国，两国都没有单独主导区域合作的能力，因此东亚区域合作需以中日合作为基础。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同时处于崛起背景下的中日两个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在短期内难以完全避免。但从长远看，中日两国实现战略和解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中日之间近两年的频繁互访也正是这一趋势下的产物。
第三，正视历史问题，冷静处理领土争议。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是要克服双边关系的脆弱性，稳定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集中力量解决互利合作的现实问题，维护和发展战略互惠的长远利益，实现中日两国永久和平友好合作的大目标。从战略层面看，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就日本而言，历史认识问题关系到日本和平发展形象。如能够正确认识历史问题，遵守政教分离法规，禁止首相、阁员、议员等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制定相应法规禁止美化侵略战争言论、禁止编印歪曲侵略战争历史教科书等，将有利于日本得到国际社会赞许和认同，成为政治大国。
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不会忘了那段黑暗的历史，当然希望中国打败日本。但，作为
一个理智的中国人，我更希望中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希望与周边的国家能和睦相处，所以我希望我们国家和人民能与日本把关系处理好。当然，国际关系是无法预测，也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果断抓住时机，积极面对，积极处理好复杂的中日关系，把这阻碍我国发展的制约因素转化为推动我过发展的积极因素！
中日关系的回顾现状与展望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现状
摘要: 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国家.中日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中日关系先后经历了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史，7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和平建交的历史时期。而现在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钓鱼岛问题空前突出，中日关系正处在紧张的局势中，其中的原因有待考究。
关键词：中日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回顾与现状Review and current situation
原因reason
正文：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焦点问题。中日同是亚洲东部的国家，两国的领土隔海相对，两国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国的经济紧密相关，两国的政治也相互影响。中日关系不仅在空间上有着复杂的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国和日本都地处亚洲东部；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日本为中国之东邻，隔诲相望，有史以来，日水即以吸取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生长的活力，从而使自己不断向前发展。因而中日两国的交往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汉代中日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开始，距今已有2000多年。
在中日关系史上，既有2000多年的中日两国相互借鉴、共同进
步的友好交往史，也有7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 遭受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不幸历史。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日本独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两国正式开始平等交往的新起点。[1]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蕴含着两国关系错综复杂的根源和两国关系巨大发展潜力的源泉 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从古代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划分为3个历史时期：一是在2000多年中占主流地位的中日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时期；二是近代日本侵华70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三是20世纪50年代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和平行来时期。
(一)古代中日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
古代的中国文明不仅仅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在近代西方文明兴起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先进且具有影响力的文明。作为近邻，日本曾经不断接受中国文明的洗礼。很早以前就有徐福东渡的古老传说，据考古发现，远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中日两国已有交往的关系，这都说明中日两国人民交往历史的悠久。
在约2000年间，日本需将学习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列为国家事业。尤其隋、唐时代。中日往来比较频繁，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遗隋使”“迢唐使”、学问僧等到中国学习，从中国吸收、引进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甚至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制度、规章，亦被日本照搬、借用或参考、借鉴。此后，宋、明时代，中日
两国的通商往来也比较频繁。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日两国互相借鉴，共同进步，截至现代西方文明进军亚洲前，日本一方面从属于中国的文明圈，另一方面，又作为岛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二)近代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标志着两国的历史进入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内容的近代史时期。近代发端，中日两国有着几乎相同的命运。但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重点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当政者面对西方侵略的措施有异，两国的发展道路却截然相反，中日两国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
（1）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
（2）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列强的重要成员之一，妄图灭亡并独吞中国。
（3）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闰，中日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2]
(三)20世纪50年代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和平往来 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并逐渐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后，进行了历史性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制定了和平宪法，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变化亦翻天覆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宣告成立，以全新的形象登上世界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在美苏的冷战体制下处于两大不同的阵营中，官方正式关系长期处于断绝状态。但日本民间要求对华友好、
开展贸易的呼声很高，日本成立了一大批友好组织。
1972午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访华，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从而使战后中日之间持续20余载的冷战型政治隔绝状态宣告结束。
[3]
二、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原因
中日关系现在进入了两千多年交往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强 ”型关系， 至少双方已经没有一方是“ 弱者”，这种状态与过去的历史纠葛相联系，很可能出现当双方遇到矛盾的场合谁也不肯示弱的局面， 而且当任何一方的政府在双方交涉中采取外交上所必要的妥协时， 往往会被部分民众视为“ 软弱”，从而承受巨大压力，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民族主义情绪的升温，更增强了“民意”对政策的影响 在这种压力面前，双方政府外交部门首当其冲，其权威性和灵活性受到严峻挑战。 但是，中日两国从各自国家乃至亚洲和平发展的利益出发，从维护“与世界潮流和双方国家利益相一致”的中日关系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引导各自国家因两国实力变化所致的不同形式的民族情绪，应该有可能避免两国在相互政策上的 “强强对抗”。[4]
然而， 2012 年正值中日复交 40 周年， 两国关系却未见回暖的迹象， 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感情跌到复交以来的最差状态， 面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频频的表现，中国方面依然以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为重， 勉为其难， 柔中有刚， 沉着应对， 力求避免两国关系陷入对抗状态 其结果，2012年这个本可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十年一
遇的契机， 实际上变成了中国方面与日本的理性力量及有识之士竭力挽救中日关系的“解困之年”。
那么， 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为什么会趋向强硬? 在这种强硬的姿态后面， 日本究竟在想些什么? 日本国内政治与社会思潮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个原因仍然根源于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 。由于日本未能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并真正认识这段历史的本质， 导致很多人特别是政治家倾向以战前的思维模式“ 度中国之心”， 担心中国军事力量崛起以后，也会像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那走上对外扩张之路，日本对曾遭受过其侵略的中国的崛起不仅感到 威胁 而且感到“恐惧”， 这种恐惧驱使日本虚张声势，在事实上进入对中“备战”状态， 其对华强硬政策其实是一种虚弱的表现。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不愿意看到中日两国走近 。因为在美国看来，中日如果团结起来，美国在亚洲的 “存在感”和利益就会受到排挤和削弱。而从日本方面看， 加强日美同盟关系， 对付中国就有了底气， 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有美国做后盾， 就可以对中国强硬， 而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反过来又可获得美国以更明确的防卫支持作为回报 .日本对中国强硬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日本依然受美国操纵 。
第三个原因在于当今正值日本国内政治乱局 .一些政客企图以对华强硬来赢得国内选票， 特别是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异军突起， 大胆涉猎外交与国政， 各色人等都想抓住 “乱世出英雄 “的机遇， 展
示一下独特的 “英雄” 风采.
第四个原因在于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很不适应的纠结心理,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心理特别强烈.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恐惧、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感情加上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升温，导致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是随着中国的发展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差， 在部分政客和媒体的炒作下， 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度”更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点 这种状况导致掌权者觉得， 越是采取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在政治上对自己越有利，同时这种状况也为占据某些地方领导职务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挖空心思“找叉”激怒中国， 而中国越是被激怒， 他们就越可以借此进一步煽动“中国威胁论”，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紧张气氛中浑水摸鱼， 谋求实现他们自己或后代的个人政治野心。[5]
至 2012年年中，钓鱼岛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加严重。中国历来主张不使用军事力量而以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使用军事力量解决钓鱼岛问题有所畏惧。为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中国必须不断寻机加强对钓鱼岛群岛的控制力。中国今后应该且能够采取的措施很多，有一点可以做的就是，中日两国的学者应为解决钓鱼岛问题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对解决中日间历史认识问题发挥作用那样。通过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在两国共同发布相关资料及观点主张，使两国民众更多地了解对方的资料和观点，知晓钓鱼岛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委，冷静客观地倾听对方的意见，从而将石原一类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边缘化，这样就有可能实现令双方
满意的钓鱼岛问题的最终解决。[6]
参考资料：[1]、摘自刘昀献著，《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新局面》，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页；
[2]、摘自刘昀献著，《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新局面》，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第4,5,6页；
[3]、摘自刘昀献著，《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新局面》，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第8页；
[4]、摘自冯昭奎，《中日关系: 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8页；
[5]、摘自冯昭奎，《中日关系: 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10页；
[6]、摘自蒋立峰，《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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