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一直是近年来被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层面出发，综合考虑了国、民之间收入分配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因素，首先建立了一个关于居民收入占比与差距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模型；运用我国1985～2012年居民消费率、劳动报酬占比、基尼系数及其他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我国现阶段，在国民收入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影响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居民收入差距次之，且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对促进消费需求的效果更明显。
【关键词】居民消费率 消费函数 收入分配 劳动报酬占比 基尼系数 一、文献综述 由消费函数来看，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消费问题最终都可以部分地追溯到收入分配问题上。通过梳理文献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居民收入分配影响消费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通过验证居民收入差距对平均消费倾向起负向作用来说明的，其理论核心都是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国外见勃兰德（Blinder，1975）、斯多克（Stock，1986）等人的研究，国内见李军（2003）、曾国安（2006）、段先盛（2009）、程磊（2011）等人的研究。另一方面，大量相关的研究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与GDP占比出现连年持续下降的现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不足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见张颖熙和柳欣（2007）、金三林（2009）、白重恩等（2010）的研究。 根据方福前（2009）对国民收入分配含义的区分，国民收入分配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民之间的收入分配，表现为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二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表现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基于此，本文将居民收入占比和收入差距纳入到统一消费模型中，先建立一个微观基础，然后利用数据实证性地系统考察国民收入分配的两个层面因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二、居民收入占比、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 首先，居民收入占比不足会影响消费需求。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占比看，居民收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从劳动者报酬占比来看，出现22年连续下降的趋势，平均比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低了将近30个百分点。根据绝对收入假说，居民收入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水平的高低。方福前（2009）对于人均收入与消费需求的函数实证检验得出验证，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我国消费需求都高度依赖于人均收入，基本上呈现线性关系。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占比较低可能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其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影响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根据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均会使社会整体的APC降低，产生消费需求不足。考虑到我国消费文化以及城乡二元化以及社会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等特点，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容易引起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对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基尼系数的走势图容易看出，二者大体上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走势。 三、理论机制推导 四、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模型中，本文使用最终消费率（X）衡量居民的消费需求；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Z）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占比的指标；基尼系数（G）用来衡量全体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相当于变量β。以上涉及的数据均来自国研网，中国经济数据中心（CCER）和国家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学者关于二变量的研究。 由回归方程可知，劳动者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居民最终消费率将下降0.8013个百分点；基尼系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最终消费率将下降0.0557个百分点。此外，我们可以进行大致估算，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两个变量对居民最终消费率下降幅度的贡献率分别是多少。1985年至2012年期间，劳动者报酬占比约下降了24.39%，基尼系数上升幅度约为72.25%；根据回归结果，两者分别会导致居民最终消费率下降19.54%和4.02%。在此期间内，居民最终消费率实际下降了25%。因此，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持续下降和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分别可以解释居民最终消费率下降幅度的78.16%和16.08%。显然，居民收入占比是影响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进一步地，可以对居民收入占比变动和收入差距变动对消费需求影响之间的替代弹性进行测算。为了简化计算，本文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作为高低收入群体，对收入总量变动与收入差距变动对消费影响的替代弹性进行测算。具体结果详见表1。 由上表易看出，自2000年以来，居民收入变动对收入差距变动效应之间的替代弹性大小整体上呈逐渐减小趋势。这说明，为了增加消费需求，每缩小一单位居民收入差距，所需要增加的劳动者报酬单位比例是越来越小的，说明我国当前阶段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比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促进消费需求的作用更明显。这与前文实证部分的分析是相吻合的。 五、结论与建议 因此，要刺激我国消费需求，将要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和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方面进行调整，并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相互统一。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建议如下： 首先，要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通过调整初次分配以及再分配，逐步扩大劳动报酬占比、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总量。其次，要兼顾居民收入差距对于消费的重要意义。一是要加大收入调节力度，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比例；二是要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三是要逐步建设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网络，解决低收入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J].中国社会科学，2009，（2）：68-82. [2]金三林.变动趋势、结构差异与消费需求不足扭转[J].改革，2009，（6）：67-72. [3]李军.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9）：5-11. [4]程磊.收入差距扩大与中国内需不足：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经济科学，2011（1）：11-24. 房地产开发各项费用所占比例房地产开发各项费用所占比例
1、土地费用
土地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征用费或拆迁安置补偿费。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土地方式有了变化，必须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才能得到。目前在我国城镇商品房住宅价格构成中，土地费用约占20-50%，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2、前期工程费
前期工程费主要指项目开发的前期调研、策划、规划、设计费、可行性研究费，地质勘查费以及“三通一平”等土地开发费用。他在整个成本构成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一般不会超过10%，这个阶段的软成本比较大。
3、建筑安装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是指房屋建设过程中所发生的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及安装工程费用等，又被称为房屋建筑安装造价。他在整个成本构成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约占整个成本的40%左右。
4、市政公共设施费用
市政公共设施费用包含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两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费主要指道路与桥梁、自来水、污水、电力、电信、热力、燃气、绿化等的建设费用。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用指在建设用地内建设的为居民提供配套服务的各种非营利性的公用设施（如学校、幼儿园、医院、居委会、派出所等）和各种营利性的配套设施（如商店、银行、邮局、菜市场等商业网点）等所发生的费用。他同时还包括一些诸如煤
气调压站、变配电室、热力交换站、公共厕所、自行车棚等室外工程。在房地产开发成本构成中，该项目所占比例较大，我国一般在10-20%左右。
5、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主要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它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差旅费，办公费，保险费，职工教育费，养老保险费等。在整个成本构成所占比例很小，一般不会超过2%。
6、贷款利息
房地产因开发周期长，需要投资数额大，因此必须借助银行的信贷资金，在开发经营过程中通过借贷筹集资金而应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利息也成为开发成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的大小与所开发项目的大小，融资额度的多少有密切关系，所以占成本构成比例相对不稳定。
7、税费
税费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税收，与房地产开发建设有关的税收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有税，土地增值税，两税一费（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契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另一部分是行政性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的费用，项目繁多且不规范。包括诸如征地管理费，商品房交易管理费，城市建设配套费、人防费，煤气水电增容费，开发管理费等。在我国目前房地产开发成本构成中所占比例较大，一般在15%~25%左右。
8、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主要指不能列入前七项的所有费用。它主要包括销售广告费，各种不可预见费等，在成本构成中一般不会超过10%。
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 ——库兹涅茨曲线的另一种解释
龚刚 杨光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300071；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300071)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
摘要 库兹涅茨曲线同样可以理解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一条正U型曲线。本文借助一个具有凯恩斯-哈罗德特征的宏观动态模型，研究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规律。我们发现，在二元经济结构情形下，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的不断降低。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从而工资率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这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整个过程如同一条正U型曲线。
关键词：二元经济，库兹涅茨曲线，宏观动态模型
On the Evolution of Wage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Another Explanation to Kuznets’ Curve
Gong，Gang Yang，G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s: Kuznets’ curve can also be understood as a U shape curve of wage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In this paper, the evolution of the wage share is studied in a model with Keynesian and Harrodian features. We find that in the dual economy it is the excessive labor supply that makes wage rate grow too slowly, and then lead the wage share to decline in national income. However, with economic growth, the demand for labor will rise continuously and thus the wage rate will begin to reflect the labor market pressur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increase in wage will be higher than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the downward trend of wage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will be reversed. The whol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wage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appears to be a U shape.
Key Words: Dual Economy, Kuznets’ Curve, Dynamic macroeconomic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E12, E25, O15
龚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编：300071，电子信箱：gongg@nankai.edu.cn。 杨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编：300071，电子信箱：guangguang831126@yahoo.com.cn。
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
——库兹涅茨曲线的另一种解释
一、 引言
过于三十年，中国经济给世人展现的最为亮丽的一面是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高达9.69%，而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则在2-3%。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国经济也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而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我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16，几乎是当时全世界最低的；1988年是
10.38；1995年是0.45；2005年则为0.47。 这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正在逐年恶
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库兹涅茨在1955年所作的贡献（参见Kuznets，1955）。库兹涅茨根据普鲁士、美，英、德等国的数据，提出了当经济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将是“先恶化，后改善”的假说，即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早期阶段，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先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稳定，随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如果我们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整个过程就如同一条倒U型曲线。然而，库兹涅茨曲线毕竟只是一种经验定理，事实上，它并没有得到严格的理论证明，至少，它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为什么收入分配会出现“先恶化，后改善”。
本文中，我们将从功能性收入分配（即工资或利润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的角度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可以表现为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利润所占比例则越来越大。基于我们所构建的宏观动态模型，我们将讨论为什么在经济发展初期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低，而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种下降趋势能得到逆转。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采用的模型；第四部分分析该模型所揭示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动态演变；第五部分则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文献综述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对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进行一个简单的文献综述。
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还是正U型？
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衡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民收入在不同财富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这类研究的核心指标是基尼系数。另一类是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视角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工资收入（或利润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Gini, 1912）提出的。由于基尼系数意义明确，操作方便，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使用，成为了经济学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必要工具之一。但是基尼系数也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基尼系数的取值受到它所选取样本的影响。其次，具体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多种多样，不同的算法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例如，徐宽（2003）总结了基尼系数的几大算法，如几何方法，平均差方法，斜方差方法，矩阵方法等。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少经济学家在基尼系数的基础算法上做出了一些改进，例如，程永宏（2006，2008）和洪兴建（2008）提出了二元经济条件下城乡总体基尼系数的计算和分解方法；易纲和张燕姣（2006）在购买力平价的条件下重新测算了基尼系数。对于基尼系数算法的其他研1 以上数据来自联合国2004年人类发展指数报告及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
究还有胡祖光（2004）和金城武（2007）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基尼系数虽然可以明确的反映国民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布差异，但是却不便于利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对其进行分析，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指数。
相形之下，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视角来考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经济学历史上则更为传统和古典。按照李嘉图（1817）,“确立支配这种(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
2济学的主要问题。” 在李嘉图看来，由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工资和地租的增加最终
会超过土地产出的增加，于是工资和地租最终会挤压利润。如果利润被挤压至0，经济则会出现停滞。马克思对此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追逐超额利润的目标驱动下，资本家会通过不断的投资机器设备来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于是，总资本中用于给工人发工资的比例会越来越小，工人阶级将会逐步陷入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理论则集中体现为工资和利润是按照它们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而继承凯恩斯主义传统的罗宾逊（1956）则提出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她看来，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比例是由于消费品与投资品之间的比例所决定的。由此可知，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视角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在经济学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按基尼系数和按功能性收入（如工资或利润等）占国民收入比例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实际上并不矛盾。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和基尼系数的上升通常是一致的。图1给出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各种国民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到，该比例是在不断下降。 0.40
0.35
0.30
0.25
0.20
0.15
图 工资性收入占各种国民收入之比
事实上，即使从更为广泛的国际视角来进行考察，我们也会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占各种国民收入的比例会经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即所谓的正U型（参见李稻葵、刘霖霖和王红领，2009）。因此，对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理论解释也同样可以表现为对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正U型曲线的解释。
3
库兹涅茨曲线的主要成因：二元经济还是其他？ 对库兹涅茨曲线产生原因之研究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针对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经济学理论界也已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总体而言,这些论文可以分成如下几大类。
金融、人力资本等初始条件因素 此类文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财2
3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收录于《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8）。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数据在1988年突然出现大幅度下降，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第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明，这里的工资总额除去不包含农业收入外，还不包含如下的情形：“(1)乡镇企业就业人员；(2)私营企业就业人员；(3)城镇个体劳动者；(4)离休、退休、退职人员；(5)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6)民办教师；(7)在城镇单位中工作的外方及港、澳、台人员；(8)其他按有关规定不列入职工统计范围的人员。”因此，它占各种国民收入的比例都是偏低的。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不断下降地趋势。
富的初始条件所造成，其研究思路是假定穷人由于缺乏某种初始财富，致使他们在开始的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穷人也积累了足够的初始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开始出现缓解。从人力资本角度进行此类研究的文献有Galor and Zeira（1993）等，从职业选择角度进行研究的有Banerjee and Newman（1993），而从金融信贷角度进行研究此类研究的文献则包括Greenwood and Jovanovic (1990)，Perotti (1996)，Aghion and Bolton(1997)，Piketty (1997)和Matsuyama(2000)等。
改革与转型因素 在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中，此类文献非常的丰富。许多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的转型。随着新体制的建立，新的利益分配机制逐步形成，制度的变化引起了利益分配的变化，因此，制度规则构成了中国当前收入分配问题最具有意义的因素（盛洪，1993）。刘精明（2006）分析了市场化体制改革对于我国不同部门的作用。在市场化改革较为彻底的新兴部门中，收入分配的差距会超过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传统部门，由此引起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实证方面探讨市场化改革对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影响的文献包括，陈宗胜（1997），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8），Khan, Griffin and Riskin (1999)， 陈宗胜和周云波（2001），边燕杰和张新展（2002）等。
发展策略的因素 此类观点以林毅夫等人为代表。林毅夫、刘培林（2003，2008）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是由于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制定发展战略，过渡发展了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使就业增长缓慢，并进而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李实、罗楚亮（2008）从另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发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赶超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库兹涅茨现象，他们把此归因于这些经济体较好的按比较优势原则制定了发展战略。
产业间或区域间因素 徐现祥和王海港（2008）认为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两极分化原因是产业间的劳动贡献不同所造成的。Lee (1994),Fleisher and Chen (1997)，Young (2000), Chen and Feng (2000)等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归结于区域间或者地理因素，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不同区域间的外商投资，中央政府政策，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私有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导致了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税收因素 李绍荣和耿莹（2005）认为在我国现有的税收结构下，流转税、所得税、资源税和财产税等都扩大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刘怡和聂海峰（2004）也认为某些间接税会恶化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收入分配问题，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上述解释大多没有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视角出发，也没有太多的涉及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点―二元经济结构下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供给。我们认为，如果库兹涅茨曲线确实存在，如果发展中国家确实在其经济的追赶过程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那么，从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点入手来研究此问题无疑是一个很有用的视角度。与此同时,上述分析基本上也没有通过一个完整的宏观模型来进行表述。
对于库兹涅茨曲线的解释：新古典还是凯恩斯？
从宏观模型的角度对库兹涅茨曲线所进行的理论解释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体系：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2）对于当代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相当完善的综述。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主要有李稻葵、刘霖霖和王红领（2009），Li, Xie and Zou（2000），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5），王弟海和龚六堂(2006)等。其中，李稻葵、刘霖霖和王红领（2009）实际上为我们推导出了按工资性收入比例衡量的正U型库兹涅茨曲线。为了比较该文的模型与本文之不同，我们有必要对他们的模型进行简单介绍。
假设经济中有两种生产方式，农业和工业。农业生产函数为YAAALAA，工业生产函数为YIAIKI1IILI。这里，YA和YI分别为农业和工业产量，LA和LI分别为农业和工业劳动力，KI为工业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生产函数中并不包括资本，而这奠定了工业和农业之间劳动力边际产量之不同。尽管两部门之间劳动力边际产量有所不同，然而，由于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两个部门劳动力工资则是相同的：都按农业部门的边际产量AAALAA1
支付。于是，当LALI1时，我们可以得到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即YA+YI）的比例为
1AAALAAAALAAAILIIKI1I
可以推论，该比例将随劳动力不断地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而先下降后上升。
尽管该模型考察的是二元经济下的劳动力转移，然而，它仍然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而这显然无法完整地体现刘易斯（Lewis，1954）关于二元经济下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供给这一假设。事实上，正如龚刚（2007，2008）和龚刚、林毅夫（2007）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当前的中国经济，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只能是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社会。
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下，对库兹涅茨曲线所进行的解释首先来自于龚刚和杨光（2009）在这方面的尝试。该文分析了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库兹涅茨的正U型曲线的前半部分是如何产生的，即在经济发展初期，二元经济是如何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的下降。与此同时，该文也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对由模型所产生下降路径与实际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似。本文可以看成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事实上我们将推导出库兹涅茨正U型曲线的全部。
三、理论模型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具有明显的凯恩斯-哈罗德特征：产出由需求（而非生产函数）决定；价格和工资的调整都具有粘性且不会出清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投资函数是独立的（而非仅仅被规定为等于储蓄）。类似的模型曾被用于解释
4中国的“缩长”， 也被用于研究中国上一个经济周期中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效益的影
5响。 这里我们将发现它也同样可以被用于解释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且为我们推导出库兹涅茨的正U型曲线。由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中特点，这种具有凯恩斯-哈罗德特征的
6宏观动态模型更适合于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 而后文我们对模型所作估计也很好地证明了
这一点。
模型的结构形式
该模型由如下方程组成：
YtIt, 1 （1）
UtYt/AKt1, A0 （2）
Kt(1d)Kt1It, d0 （3）
Ld（4） tYt/Xt
sNtLd（5） t/Lt
It/Kt1iuUt1m(mtpt),u,m0 （6）
wtwppt1nNt1xxt, p,n,x0 （7）
ptpwwtuUt1xxt, w,u,x0 （8）
（9）
以上，Yt为实际总产量GDP（其中，t为表示时间的下标）；It为实际投资；Kt为实际资本4
5mtmt1p(pt1)m(gmt1),p,m0 参见龚刚、林毅夫（2007）。 参见龚刚（2006）。
6 龚刚、林毅夫（2007）和龚刚（2008，第5章）对此有更详细的解释。
存量；Ut为生产能力利用率；Lt为对劳动力的需求；Xt为劳动生产力；Lt为劳动力的供给；Nt为就业率；mt为名义货币供给的增长率；pt为通货膨胀率（从而mtpt为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wt为名义工资增长率；xt为劳动生产率Xt的增长率。
显然，公式（1）是关于产量GDP的决定，其中为乘数。该公式不仅反应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下的产量决定过程(即乘数过程)，同时也表明经济的波动主要由投资所驱动，而这已经
7为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 公式（2）是关于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定义，其中A为资本-产量
比（或资本生产力）。公式（3）反映了资本存量的积累，其中d为折旧率。公式（4）为对劳动力的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技术进步在本模型中反映为劳动生产率Xt的提高，资本生
8这样一种假定事实上符合卡尔多关于经济增长的6个基本事实。 公式产力A则保持不变。
（5）则是对就业率的定义，这里，劳动力供给Lt是外生给定的。
公式（1）-（5）在本模型中可以看成是对有关经济变量的一些定义，而非模型中的行为方程。接下来的公式（6）-（9）则为本模型中的关键行为方程。
公式（6）为投资函数。该公式表明，投资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利用率，同时也取决于企业能否获得贷款（或货币供给）。该投资方程可以从一个符合中国目前信贷体系的投资优
9化模型中导出。 公式（7）和（8）是工资和价格的双重菲利普斯曲线。最后，公式（9）是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或贷款发放）规则，其中，和g分别代表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目标。
关于上述公式的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龚刚、林毅夫（2007）。 sds
模型估计
为了检验模型对于中国经济的解释力，本文采用1992.1-2008.1的季度数据对模型进
10行简单估计。 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而且没有进行季节性调
整。给定投资的样本数据，资本存量数据按公式（3）计算，计算所用的折旧率为0.02。
表1列出了估计所得到的参数，图2显示了估计值和观察值的拟合情况。
表1 参数估计值（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估计值的标准差）
工资公式 价格公式 货币反应函数其它参数 投资函数
i=0.003699 w=-0.013578p=-0.07563700.033721 A=0.222953
（0.001654） （0.009404）（0.013715） （0.006429）（0.113691）
u=0.077361
p=1.504463 w= 0.3395791-0.185682=0.017699
（0.021040）（0.121217）（3.024896）
x= 0.183647 =0.425910 =0.7 n= 0 （0.117717）d0.02 （0.025192）
DW=2.196043DW=2.913800DW=2.319848DW=2.230507
我们首先讨论表中第5组的所谓其他参数。它们大都是由矩估计（moment estimation）所得，其中，和分别是xt和pt的样本均值；的估计由（1）获得；而A则根据（2）（0.007953） （0.001821）（0.125477） （0.057861）（0.045163）m=0.012506 x=0.581329 u= 0.13089120.323426（0.048861） （0.084903） =3.047299 7 参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刘金全和范剑青（2001）及刘金全和刘志刚（2005）等。
Kaldor（1961）通过对发达国家自工业化开始的数据考察，得出如下关于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1）总产量和劳动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而且其增长率无下降的趋势；2）人均资本的持续增长；3）平稳的资本回报率，且大于长期利率；4）资本与产量比长期内处于平稳；5）利润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和投资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居有高度相关，且资本报酬和劳动力报酬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长期平稳。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进行了相似的研究，并得出了除第三点之外大致相同的结果。
9 有关讨论请参见龚刚、林毅夫（2007）。
10 这与龚刚、林毅夫（2007）采用年度数据对本模型进行的估价有所不同。 8
按/计算，其中为Yt/Kt1的样本均值，则被规定为0.7。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无法获得关于Ut的样本数据，然而，给出It和Kt1的样本数据及所估计的A和值，按照公式（1）和（2），我们可以得到
UtIt
AKt1
在随后对行为方程的估计中，我们采用这一方法计算获得Ut的样本数据。接下来对此进行讨论。
四个行为方程的估计式为
It/Kt1iuUt4m(mtpt)ut,utut1i,t （10）
wtwppt1xxt1w,t （11）
（12） ptpwwtuUt1xxt3p,t
mt01pt12mt1m,t （13）
其中，随机变量i,t、w,t、p,t和m,t都假定为独立同分布。我们用Cochrane－Orcutt程序来估计投资方程（10），公式（11）-（13）则直接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几点。第一，对于货币反映函数的估计并不是针对模型中的结构参数，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按照如下约束条件获得有关的结构参数：
0pmg, 1p, 2=1m （14）
第二，某些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数与结构模型有差别，如方程（10）中的Ut4等。这主要是从估计所得的显著性来进行调整。
第三，而且也是最为重要的，与结构模型中的方程（7）相比，我们在其估计式（11）
11中删掉了解释变量Nt。与Nt相对应的估计值n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说明我国目前还处11 龚刚、林毅夫（2007）在其利用年度数据的估计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在劳动力供给过剩时期，工资率对于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变化的反应不敏感，而这恰恰反应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
模型的集约形式
上述讨论意味着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事实上经历了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二元经济。此时，n等于0或接近0，从而Nt并不能解释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变化。第二阶段为发达经济。此时，n0成为显著，从而Nt能影响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变化。事实上，我们可以预计，在劳动力市场上，当劳动力的需求越接近于供给时，或就业率越接近于1时，n就可能越大。为了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我们有必要让n随就业率的变化而变化。具体的，我们可以假定
aa （15） 1Nt1
注意，上述公式表明，当就业率Nt0时，n,t0。而当Nt1时，n,t。图n,t3
对该函数进行了描述。
图3 n,t函数，a0.003
现将（15）中的n,t代替（7）式中的n，命题1给出了此种情况下模型（1）-（9）的集约型式。
命题1 令itIt/Kt1，假定劳动力供给按Lt(1)Lt1增长，其中，为
劳动力供给增长率，且xt固定于。于是，当nn,t时，模型（1）-（9）可以转化成如下标准的离散性动态系统： ss
aNt21wt(wx)ppt1 （16） 1Nt1
aNt21it01it12pt1m2mt1mw （17） 1Nt1
aNt21 （18） pt01it12pt1w1Nt1
mt01pt12mt1 （19）
(1dit1)Nt1Nti(it1,pt1,mt1,Nt1) （20） (1)(1it1
其中0、1和2由（14）给出，i(it1,pt1,mt1,Nt1)it由（17）给出，0p w(wxx，1u/A， 2pw，0im0m0，
1u(/A)m1，2m(12)。
该命题的证明由附录给出。
模型的稳定状态
很容易看到，该模型是非线型的，因此，它有可能存在多个不动点（或稳定状态），命题2对此进行了表述。
命题2 令为变量yt的稳定状态，模型（16）-（20）具有唯一有经济意义的稳定状态(,,,)，其中，
d （21）
[(u/A1)m （22） 01i
112
(/A1)iu
（23） mm
1 （24） 2a
1pu/Ax （25） w
这里，wxp。
该命题的证明由附录给出。 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在稳定状态下，公式（3）让我们得到d，其中，为资本增长率kt(KtKt1)/Kt1的稳定状态。于是公式（21）意味着
即在稳定状态下，资本按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增长。由于在稳定状态下，设备利用率也为一常数，因此按照（2），产量也将按自然增长率增长。这实际上意味着该模型已为我们破解了
12哈罗德为动态经济学所提出的两大不解之迷。
给定表1所估计的参数及其它参数a，和l等，我们可以按公式（21）-（25）计算模型的稳定状态（见表2）。
0.003 0.0260.003 0.25720.05330.04910.04600.0138 0.9182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了使计算所得的稳定状态不脱离实际，我们对A进行了微调，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使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样本均值0.0554来代表,我们不可能预期中国的劳动生产力可以长期保持如此高的稳定增长率。
模型的稳定性
可以看到，现在模型的集约形式共有5个变量。因此，模型的空间维度非常之高。对于如此高维度空间中的动态模型，严格的数理分析已无法完成。所幸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推导出模型具有唯一有经济意义的稳定状态，从而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通过数值模拟研究模型的稳定性。图4给出了在现有参数情况下模型中各变量的动态变化轨迹。这里，所有12 关于自然增长率、哈罗德理论及哈罗德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意义，请参见龚刚（2009）的详细讨论。
的初始值均为其稳定状态的
95%。可以看到模型是渐进稳定的。
图4 模型中各变量的动态变化轨迹 （虚线为稳定状态，无参数调整）
现在让我们对模型中的某些参数进行调整，此时，模型将产生波动。此种情况如图5所示。
图4 模型中各变量的动态变化轨迹 （虚线为稳定状态，w调整为0.679）
四、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动态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分析模型所揭示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变化路径。令St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其数学表达式可以写成：
WtLd
t StPYtt
其中，Wt和Pt分别表示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Yt为实际GDP；Lt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它也等于实际所雇用的劳动力。将（4）代入，我们得到 d
StWt （26） PtXt
令st为St的增长率，即St(1st)St1。很容易发现
1wt （27） (1pt)(1xt)
由此，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St是否上升（或st是否大于0）取决于不等式
wtptxtptxt （28）
能否得到满足。事实上，只有当工资增长率足够的大于通货膨胀率与劳动生产率之和时，St1st
才有可能上升。
然而，在经济发展初期，不等式（28）很难得到满足，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中不具备谈判优势，从而经济增长的成果（如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需求的增长等）通常不能由劳动者分享。这也同时意味着工资的增长要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由需求增长等所带动的通货膨胀。实际数据也支持我们的这一推论。例如，按照我们所用的样本数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平均为0.0554，通货膨胀率为0.0176，而名义工资增长率则为0.0457，因此，平均而言不等式（28）无法满足。
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产量将不断上升，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剩余劳动力供给将逐渐消失，从而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即n,t将变得显著），事实上，按照公式（15），当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或就业率接近1）时，n,t将无限上升。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未来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资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从而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
为了验证上文所作的讨论，我们将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以检验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是否会先上升后下降，即成U型。模拟所用的动态系统包括（15）-（20），（26）及
Wt(1wt)Wt1 （29）
Pt(1pt)Pt1 （30）
Xt(1)Xt1 （31）
公式（29）-（31）分别是工资、价格和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定义。
模拟所采用参数来自于表1和表2，这里,我们再一次地没有使用xt的样本均值0.0554代表,A则再一次来自表2。表3给出了模拟所使用的初始状态。图2给出了由模拟所得出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模拟路径。
表3 模拟所用初始状态 m p w0
i N W P X
图4 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模拟路径
模拟所用的初始状态可以看成是经济发展初期，此时，就业率较低（远离其稳定状态0.91）。注意在这一初始状态下，公式（26）让我们得到S0为0.6。可以看到，国民收入中
，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工资增长率（第二行左工资所占的比例会逐步下降（见第一行左图）
图中的实线）小于通货膨胀率与之和（即图中的虚线）。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劳动力供给不再大规模过剩（见第一行右图中的就业率）。工资率开始逐步恢复对于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应，即n,t开始变得显著（见第二行右图），从而，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会超过通货膨胀率与之和。于是，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例就会逐步上升。
五、结论
本文中，我们借助一个具有凯恩斯-哈罗德特征的宏观动态模型，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视角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我们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导致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的，如果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中不具备谈判优势，工资上升较慢，并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关系进行反映，从而经济增长的成果通常不能由劳动者分享。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产量将不断上升，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剩余劳动力供给将逐渐消失，从而工资将逐渐恢并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未来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资率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从而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
本文所作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并不违反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使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能得到逆转，其根本途径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二元经济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移过程，从而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尽快吸收。
附录
命题1的证明
，我们得命题中的（16）。将（16）代入（8）,我们 令nn,t，并将（15）代入（7）
有
aNt2xuUt1x （32） ptpwwppt11Nt
将（1）代入（2）。我们有
Ut
Ait1 （33）
将其代入（32）并进行整理可得命题中的(18)。命题中的（19）则直接来自于（9）和（14）。将（18）、（19）和（33）代入（6），我们得到
aNt21itiuit1m01pt12mt101it12pt1w A1Nt1
。 其中，0、1和2由命题给出。整理上式可得命题中的（17）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推导命题中的（20）。从等式（3）中，我们首先得到
ktdit （34）
这里，kt(KtKt1)/Kt1为资本Kt的增长率。将公式（1）两边同除以Yt1，得
YtIt
Yt1Yt1
It/Kt1
AYt1/(AKt1)
Kt1Kt/(1kt)，用公式（2）解释上式分母中的Yt1/(AKt1)，并且注意到Yt/Yt11yt，
这里，yt(YtYt1)/Yt1为产量Yt的增长率，于是，我们得到
i(1kt) 1ytt
AUt
利用（34）解释其中的kt，（33）解释其中的Ut，上式可以写成
i(1dit1) （35） 1ytt
it1
另一方面，将（4）代入（5），我们有
Nt
YtXtLst(1yt)Yt1 (1)Xt1(1)Lst1
(1yt)Nt1(1)(1)
将（35）代入，从而得到命题中的（20）式。
命题2的证明 在稳定状态下，NtNt1，itit1。将上述条件代入（20），我们得到
(1d (1整理上式可得命题中（21）。同理，在稳定状态下，iu(/A)m()，求解其中的，我们得到
11im (36) umA
012 (37)
求解联立(36)和(37)，我们得命题中的（22）。在稳定状态下，公式（8）可以写成pwu(/A)x，从中可以解得，即命题中的（25）。最后，我们求解就业率Nt的稳定状态。在稳定状态下，公式（16）可以写成 此为命题中的（23）。与此同时，在稳定状态下，
2
wpx （38） 1令wxp，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20 求解
可得：
很容易看到， 1 2a
10 2a
没有经济学意义，因此，命题中的（24）是关于的唯一有经济意义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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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多大为宜
作者：肖广岭
科学新闻 2006年01期
近些年来，我国科技界要求增加基础研究经费呼声不断升高。目前科技界及相关政府部门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经费不仅绝对值将得到很大提高，而且基础研究支出占R&D支出的比例（下文简称该比例）也将提高。但中国该比例多大为宜，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比如，有些人提出中国该比例应从2002年的5.7％提高到2010年的20％，然后使这一比例保持在15％以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到2010年该比例达到10％就不错了。但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本文试图通过考查和借鉴国外的相关资料，分析和对照我国的情况，找出影响该比例大小的主要因素，进而给出中国适宜的该比例以及到2020年的变化趋势。 在进一步展开论述之前，本文基于国际经验提出三个假说：一是该比例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二是该比例与R&D经费的资助结构密切相关，中央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高，该比例也高；三是该比例与R&D经费执行结构密切相关，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在整个国家R&D经费执行结构中所占比例高，该比例也高。这里依次分析美国、其他国家和中国该比例相关情况，最后对中国有关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情况分析 本文把美国作为一部分单独阐述和分析是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其研发体系非常完整，且基础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从上述三个假说对该比例进行系统分析；二是美国有1953—2002逐年资料；三是美国的经验对我国借鉴意义较大。 这里依次对三个假说进行“验证”，进而找到影响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及该比例大小的主要因素。 对假说1而言，50年来美国GDP年均增长3.245％，而基础研究经费和R&D经费分别年均增长6.167％和4.660％，即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率是GDP年均增长率近2倍，R&D经费年均增长率是GDP年均增长率近1.5倍。50年来，美国该比例从8.91％到17.9％，提高1倍。这有力说明假说1是正确的。 对一个国家基础研究资助力度而言，另一组重要数据是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50年来，美国此比例从0.121％到0.475％，几乎翻两番。 对假说2而言，50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始终是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其所占比例最低为57％，最高为71.1％。工业界处于第二位，其所占比例最低为13.9％，最高为33.5％。大学本身对基础研究资助持续增长，从占1.3％到10.3％，1978年以来处于第三位。把大学、非营利、非联邦三者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工业界，如2002年，三者合计为22.6％，而工业界为18.5％。 50年来该比例最高的三个部门是大学、非营利机构、非联邦机构，近40年来三者都超过了50％，2002年分别为68.2％，60.2％和68.2％。联邦政府的该比例基本上不断增高，从1953年的9.5％到2002年的37.4％。工业界的该比例比较低，最低为4.3％，最高为7.9％。 对假说3而言，大学是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者，近40年来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美国基础研究总经费的50％以上，并长期维持在60％左右。联邦政府管理的研究机构执行的此比例，50年来基本上是不断下降的，从1953年的22.1％到2002年的9.3％。工业界执行的此比例是呈现倒S型，即从1953年的32.8％降到1978年的15％，再升到1993年的24.1％，再降到2002年的16.9％。非营利机构执行的此比例基本上是先降后升，从10％以上降到8％以下，再升到14％。 美国大学把基础研究作为其科研的主要方面，近40年来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其R&D经费的60％以上，到2002年该比例超过70％。非营利机构该比例大体在35—55％之间。联邦政府管理的研究机构该比例从10％升到近20％。工业界该比例大体在3—6％之间。 其他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情况分析 要进一步“验证”上述三个假说，需要更多国家的数据，特别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数据。但限于数据和篇幅，这里选择日本、韩国、法国和德国。 对假说1而言，法国、美国的数据对其支持较大；中国的数据对其有一定支持；日本、韩国、德国的数据对其支持不很明显，但基本上不违反。随着经济发展，各国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提高，目前，法国、美国、德国在0.5％左右，日本在0.4％左右，韩国上升快，2000年达0.34％，而中国2000年只有0.05％。 对假说2而言，法国该比例最高，其中央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也最高。德国和美国该比例次之，其联邦政府的R&D经费资助比例也次之。日本和韩国该比例较低，其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也较低。除韩国外，各国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都在降低，而企业R&D经费资助比例都在上升。2001年各国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在19.6—36.9％之间，企业R&D经费资助比例在54.1—72.4％之间。 对假说3而言，总的来看，法国20年来高等学校的R&D经费在整个国家R&D经费执行结构中所占比例最高（16.4～16.7％），其该比例也最高（19.9～24.2％）；德国次之（17.1～15.5％），其该比例也次之（19.0～18.7％）；日本和美国再次之（日本：17.6～14.5％，美国：13.2～13.6％），其该比例也再次之（日本：12.2～12.4％，美国：13.7～18.1％）。中国最低（12.1％～8.6％），其该比例也最低（4.1～5.1％）。 表1 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及各自占总财政科技拨款的比例（1998—2002） 年 19981999200020012002 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亿元) 290 356 350 444 511 占总财政科技拨款比例(%) 66.165.460.863.262.6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亿元) 149 188 226 259 305 占总财政科技拨款比例(%) 33.934.639.236.837.4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及发展趋势 基于上述三个假说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该比例的变化趋势、R&D经费的资助结构和执行结构及其变化，这里探讨中国适宜的该比例以及到2020年的变化趋势。基于假说1和美国的相关数据（考虑数据完整性和篇幅，以下主要参考美国的相关数据），即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率是GDP年均增长率的2倍，R&D经费年均增长率是GDP年均增长率的1.5倍，同时假定到2020年中国GDP（与2000年相比）翻两番，即GDP年均增长7.2％，R&D经费年均增长则为10.8％，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则为14.4％，可以得到表2。 表2 2002～2020中国R&D经费及其占GDP的比例和基础研究经费及其占R&D的比例及占GDP的比例（预测1） 年 2002 2005 2010 2015 2020 全国GDP(亿元)104683128962182572258469365917 R&D支出(亿元)1287.61751.52924.84884.28156.4 占GDP的比例(%) 1.23 1.36 1.60 1.89 2.23 基础研究支出(亿元) 73.8 110.5 216.5 424.2 831.2 占R&D支出的比例(%) 5.73 6.31 7.40 8.69 10.2 占GDP的比例(%) 0.07 0.09 0.12 0.16 0.23 表2中预测的该比例比不少人的期望值低。但笔者认为这里的预测值是适当的，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上述预测值是基于50年来美国的相关增长率计算得出的，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美国1953年人均GDP（按照1996年价格）已经达到一万美元，具备了大力发展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从在世界科学技术中的位置来看，美国二战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再像以前那样，基础研究成果主要从欧洲引进已经不可能，这也“迫使”美国大力发展基础研究。而我国目前经济还没有达到美国1953年的水平，按照汇率计算，人均GDP只有美国1953年的十分之一；按照购买力计算，人均GDP大体只有美国1953年的三分之一。从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来看，到2010年，我国此比例为0.12％，相当于美国1953年的水平，但2010年我国人均GDP，按照汇率计算不到两千美元，按照购买力计算大体为七、八千美元，都低于美国1953年的水平。从在世界科学技术中的位置来看，我国总体上还处在模仿和追赶阶段，基础研究成果从国外引进的可能性比美国1953年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比照美国的相关增长率来得出我国的相关预测值，是不低的。 另一方面，从我国近些年该比例的变化趋势来看，这里的预测值也是不低的。从1998年的5.24％到2002年的5.73％，年均提高0.12％；而按照这里的预测值，从2002年的5.73％到2020年的10.2％，年均提高0.25％。 基于假说2和美国的相关数据，并根据我国的情况，也可以对我国该比例及其到2020年的变化趋势做出大体估算。与美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更大。50年来美国基础研究经费中来自联邦政府的经费大体为60％（1953年为57.7％，2002年为58.9％），而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自中央政府的大约90％，到2020年可能会有所降低（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自身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但也不会低于70％（这里估计2002年为90％，2020年为72％，即每年降低1％）。基于这样的判断，比照50年来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该比例年均提高0.57％（1953年为9.5％，2020年为37.4％），并假定中央政府R&D经费与全国R&D经费年均增长率相同，并且保持政府R&D支出占全国R&D总支出的38.8％，中央政府R&D支出占政府R&D总支出的62.6％（2002年数值），可以得出表3。 表3 2002～2020中国R&D经费及其占GDP的比例和基础研究经费及其占R&D的比例及占GDP的比例（预测2） 年 2002 2005 2010 2015 2020 全国R&D支出(亿元)1287.6 1751.5 2924.8 4884.2 8156.4 中央政府R&D支出(亿元)312.7425.6710.71186.9 1982.0 中央政府基础研究支出(亿元) 66.4 97.5 183.1339.6623.5 占中央政府R&D支出的比例(%) 21.2 22.9125.7628.6131.46 全国基础研究支出(亿元) 73.8 112.1223.3441.0866.0 占R&D支出的比例(%) 5.73 6.40 7.63 9.03 10.6 占GDP的比例(%) 0.07 0.09 0.12 0.17 0.24 比较表3与表2，可以发现2002～2020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及其占R&D的比例及占GDP的比例，两种预测值大体相同（预测2略大于预测1）。这一方面说明这里给出的预测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也应充分认识实现预测值的四个重要前提条件：一是政府R&D经费与全国R&D经费的比例今后要保持38.8％（2002年值），而不能再降低。考虑到近些年来此比例不断降低的趋势（1999年为44.6％），今后保持38.8％需要各级政府做出不懈努力。二是中央政府R&D经费占政府R&D经费的比例要保持62.6％（2002年值），而不能再降低。考虑到近些年此比例不断降低的趋势（1998年为66.1％），中央政府更要做出不懈努力。三是中央政府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支出的比例每年降低1％，其真实含义在于其他（包括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等）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每年要增加1％，从2002年的10％升到2020年的28％，逐步实现基础研究投入的多元化。保持这一前提条件要比前两个条件的难度更大，需要这些部门不懈努力，更需要中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鼓励。四是中央政府资助的该比例今后每年要提高0.57％，从2002年的21.2％到2020年的31.46％。实现这一条件似乎容易一些，但冷静分析一下，也不容易。美国到1998年此比例才达到31.3％，而此时美国人均GDP达到三万美元，联邦政府才有财力并愿意对有长远利益的基础研究加大投入，而我国到2020年人均GDP只有三千美元，按照购买力计算，大体也只有一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国要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就要拿出较多的经费支持基础研究，难度也是不小的，也是要通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基于假说3和美国的相关数据，并根据我国的情况，在上述预测的基础上，可以对我国基础研究执行结构做出估算。这里的关键是，提高我国大学执行的R&D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比例，提高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进而提高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其执行的R&D经费的比例，从而使我国R&D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有一个合理的执行结构。根据美国和上述其他国家的数据，合理的执行结构为：大学执行的R&D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15％；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60％。如果假定从我国目前的执行结构，到2020年实现这种合理的执行结构，并假定执行结构的调整是平稳进行的，即大学R&D经费执行占全国R&D经费执行的比例，从2002年的10.1％到2020年的15％，年均提高0.27％；大学基础研究经费执行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从2002年的37.7％到2020年的60％，年均提高1.24％，可以得出表4。 表4：2002～2020中国及大学基础研究执行结构及R&D执行结构变化（预测3） 年 20022005201020152020 全国R&D支出(亿元)1287.6 1715.5 2924.8 4884.2 8156.4 大学R&D经费执行(亿元)130.5 191.1 358.6 664.7 1223.5 大学基础研究经费执行(亿元) 27.846.4106.3 237.3 519.6 占全国基础研究支出的比例(%) 37.741.447.653.860.0 占大学R&D经费执行的比例(%) 21.324.329.635.742.5 表4中预测的执行结构变化的可能性如何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即表2和表3预测值，从执行（或实施）的角度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大学R&D经费执行占全国R&D经费执行的比例连年提高，从1999年的8.1％到2002年的10.1％，年均提高0.5％。因此，这里提出今后年均提高0.27％，是能够实现的。从大学自身能力和外部需求来看，今后年均提高0.27％也是能够实现的。我国大学今后二十年还将快速发展，特别是扩大研究生规模，会加快提高大学研发能力。外部对大学研发需求不断加大，这不仅体现在各级政府科技投入的增加，更体现在企业及社会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实现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这需要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一是近些年大学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在提高，从1998年的32.9％到2002年的37.7％，年均提高1％。从这一趋势看，今后年均提高1.24％是能够实现的。二是从大学基础研究支出占其R&D支出比例来看，近些年不断提高，从1998年的16.6％到2002年的21.3％，年均大约提高1％，今后年均提高1.18％（从2002年的21.3％到2020年的42.5％）也是能够实现的。三是从大学外部；主要是从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比例来看，其比例太高，应该调整，从而为提高大学R&D经费执行占全国R&D经费执行的比例创造条件。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比例，1999年为59.3％，2002年为55.1％，这样的比例太高。从美国50年来的数据及其变化来看，1953年，联邦政府所属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经费执行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22.1％，2002年降至9.3％。上面列出日本、德国、法国等，尽管没有直接的数据，但根据相关数据可以判断这些国家的科研机构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一般也不会超过30％。因此，这里建议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比例要逐步降到30％以下。这不仅是借鉴国际经验，而且是我国科研机构改革和转轨所需要的。另外，今后随着一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其研发工作也会向基础研究延伸，但到2020年其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超过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0％的可能性不大。 总之，从执行（或实施）结构调整的角度，表2和表3预测值是可行的，能够实现的，其中，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到2010年为7.5％，2020年为10.5％。作者介绍：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
收入分配居民消费及社会发展研究[摘要]本文主要是探讨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可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影响了居民消费差距的不断扩大，从而也对经济的增长方式具有间接的影响。我国要构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则应该从居民的收入分配以及消费的调整入手。
[关键词]收入分配 居民消费 经济发展方式 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急剧膨胀时期。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对经济还仍然存在影响，我国政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将所有振作恢复经济的想法都寄托在了扩大内需上，也就是说，国家将扩大内需，拉动居民消费当做解决目前经济发展困境的方法和策略。 一般而言，消费需求包括政府消费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两大部分。如果将居民收入用字母Y表示，消费用字母C表示，储蓄用字母s表示，投资用字母I表示的话，如果国民总收入只考虑两部门经济的前提下，居民收入即为国民总收入，那么过敏总收入就等于消费加储蓄，用字母表示为Y=C+S；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加投资，而国内生产总值又等于总收入，用字母表示为Y=C+I。综上，C+I=Y=C+S，那也就是说，居民收入一消费+储蓄一消费+投资，同时我们也可以推算出，I=S，即储蓄等于投资。从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方向来看，许多的居民买的保险以及基金等，由于其比股票而言，有一定的稳定性，因而算是存款的一种方式，可见储蓄等于存款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二、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这也表明，我国的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居民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的拉大。据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居民消费差距已经超过了2004年的警戒线，并且一直处于居高不下的态势。从调查结果来看，其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他们各自的收入差距并不明显，但二者相比，总体差距较大。 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是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1)传统的二元经济对立模式所造成的片面增长。 (2)某些行业的垄断增长。 (3)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应。 (4)收入分配秩序不合理。 (5)税收调控体系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尚不健全。 (6)受教育程度不同等这些都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在总收入恒定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实质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获得是占有了低收入阶层一部分的钱，这种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很容易引起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作为低收入阶层而言，其边际消费的倾向在逐步上升中，所以，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否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根据南京大学刘东皇和沈坤荣的研究可知，如果人均收入增长，那么人均消费率下降，也就是说收入增长率是制约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但从其影响大小的结构来看，城市居民的收入上升对人均消费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农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选用提升居民收入来扩大消费水平的政策，那么其必然要将政策和策略转移到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上来。其实，作为农村内部而言，其存在的收入差距也对其消费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从以上的分支，可以看到，要不遗余力地推进农村的市场化进程。通过政策措施上的倾斜来加快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减少农村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需求影响。而作为城市而言，其收入差距的存在也对人均消费水平存在影响，因而，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从而提升城镇居民的需求。 三、消费方式对生产和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多，与此同时，居民的消费情况也日益变化。居民收入增加基础上所带来的收入差距问题必不可免的存在。由于不同群体的消费差异，其也对投资倾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果可以对各个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构成有所了解，那么其对于指导如何去投资，向哪个市场投资具有积极意义。 1、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状况 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指的是消费者的人均年收入在5000到25000元之间的消费者。这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基本上稳定，在满足日常开支需求之后，仍会有闲置的结余资金，但是由于近几年来不断的体制上的改革，使得这一群体的消费倾向逐渐的下降。根据调查发现，中等收入的家庭占到城镇家庭总数的60.98％，其收入的比率占到了居民收入总数的58％。因此，他们属于我国消费的主体，所以这以群体的消费状况直接对我国的经济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决定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成败。 从现阶段的发展趋势来看，中等收入的消费群体处于金融资产积累和多收少支积累阶段，他们由于基本的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正在向如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转向投资，但是国家做出了巨大的改革，因而他们开始谨慎消费，出现了有钱不敢花的局面。其产生这样的结果原因主要是：一是，这一群体对于未来的收入不能确定，二是，这一群体对国家的政策导向的关注使得其没有预支的信心，三是，传统消费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居民的消费起着制约作用。这一群体很少愿意“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也不提倡“超前消费”。 2、高收入群体消费状况 在高收入群体中，他们已经不再关心日常的生活开支，他们的消费追求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因而，他们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教育、文化、通信、保健、住宅等精神消费的追求上。 (1)在吃方面，这部分群体主要是将钱花在了副食品上，他们主要追求的是饮食的营养和风味。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不断更新，这部分居民的饮食支出主要是在外用餐。 (2)在穿方面，他们讲究衣服的名牌、款式，他们的传主要是讲究简洁明快，能突出自己的文化层次和气质。 (3)在用方面，这一部分群体主要是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比较感兴趣。 (4)在住方面，这以群体的住房面积大多在111.3平方米，其每户花在装修金额方面的就占到了5.2万元左右。 (5)在行方面，这一群体占到80％都有车，并且花在购车上的钱每户占到了19.95万元。 (6)在通信方面，这一群体每年花费在通信方面的钱呈逐年增长趋势，并且还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对中低消费群体的带动作用。 (7)在投资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部分群体拥有的闲置资金比较多，他们的将这部分钱主要是用于了债券、股票、基金等等的投资，并且大都向商务投资靠拢。 (8)在教育方面，这已经成为了高消费群体的重要之处，因为他们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据不完全统计，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教育年人均消费高达11301元，因为他们重视对于孩子的智力开发和其自身素质的锻炼和提高。 (9)在旅游方面，这也是高消费群体比较倾向的一种消费方式，他们多选用“假日消费”模式。 3、低收入群体消费状况以及生活状况 “低收入群体”指的是贫困人口，他们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生活群体。低收入群体的年收入在2500～5000元，其消费开支主要是用于生活消费。其生活水生活水平低下原因主要是由于收入低，并且涨幅较小。作为政府部门可以考虑采取部分的政策对其收入进行补贴，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居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提升。 从不同的消费群体来看，国家政策导向对其产生的效益也不尽相同。作为每个阶层而言，他们都有属于自己阶层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策略，因而，对于每个消费群体进行必要的消费分析，可以有效地了解各个阶层的不同去求以及不同的消费倾向，以此作为指导布局产业模式，这样可以通过市场因素对各个阶层的消费起到调节作用。相比于政策上的调节，经济上的调节可以弥补政策导向上所带来的滞后性和不灵活性。例如，作为一个企业他们可以在开发项目的时候，明确自己所要针对的消费群体，使得其生产有计划性、有目的性。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居民的分配、消费和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经济的结构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杨天宇．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罗良文．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消费水平[J]．理论月刊．2006．(8) 作者简介：杨万(1982-)，女，汉族，重庆渝北区人，任职于北京国通合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深项目经理，研究方向：金融行业IT建设。
高新收入、研发费用专项审计
高新收入、研发费用专项审计
一、基础资料：
A、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B、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C、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D、公司章程(包括章程修正案)复印件。
E、最后一次验资报告、评估报告(如果有)复印件。
F、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
二、技术创新活动证明材料：
企业拥有的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及五年以上独占许可合同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证书。
三、财务资料：
A、近三年会计报表审计报告(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
B、近三年会计账册(总账、明细帐、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
C、近三年会计凭证。
D、近三年科目余额明细表(级次：1级至末级;期间：年初至年末)。 E、高新收入的销售(服务)合同(合同累计金额要占全部高新收入的80%以上) F、高新收入及研发支出明细表
G、研发支出：是否单独核算?如果没有单独核算，如何区分?员工，人力资源要提供员工名单;如果有材料，需提供采购合同;折旧，要区分是否专门为研发所使用?要提供固定资产及折旧明细;租赁费，租赁合同
H、审计过程中需要的其他资料详见北京典创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
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问题研究
作者：安体富梁朋黄然
《财政研究》 2001年11期
一、决定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理论依据和因素 中央财政收入比率高低的理论依据和主要影响因素，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是决定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重要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财政收入掌握社会资源，然后通过财政支出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需要，弥补市场失灵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能的划分，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如何进行有效、合理的分工，又是由公共产品具有的层次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按受益范围或效用溢出的程度可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准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 1.全国性公共产品，是指受益范围覆盖全国，可供全体国民无差别享用的公共产品。其基本特征是：受益范围为全国，而且受益的分布相当均匀。 2.准全国性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满足消费上的公共性，但在分布上又不具备均等性的公共产品，主要包括跨区域的公共设施、基础建设以及高等教育等。 3.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指在本区域内层次上能够被消费者共同且平等享用的公共产品。其基本特征是：受益范围为本区域，而且在区域内分布相当均匀。 显然，三种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于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应由不同层次的政府来提供，才具有效率。 根据效率原则和公共产品层次性的特点，决定了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准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这实际上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在理论上进行了划分，而政府履行职能又需要相应的财力做保证，因此形成了“公共产品层次性——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的分配——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高低”的逻辑决定过程。在一定时期，如果需要中央政府提供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准全国性公共产品数量较多，相应地要求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财力就较多，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就高一些，反之亦然。所以，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是决定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是影响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重要因素。 各国在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时，没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标准，一般都避免过度的集权或分权，往往是以集权为轴心，分权是围绕集权进行调整，集权与分权的程度又是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的，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因素： 1.政体的不同。实行单一制政体的国家，是由若干行政区域单位或自治单位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它是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国家结构形式，因此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偏向于强调集权。而联邦制政体是在地方分权的基础上，由若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成员单位（州、邦、共和国）联合组成的，因此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联邦制国家一般偏向于强调分权。 2.社会制度的不同。由于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会使得在集权与分权中的偏好不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初级阶段通常又是由国家代表社会来占有这些公有生产资料，这必然要求政府特别是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更深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具备更强的调控能力，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更强调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在价值观上体现更多的是个人主义。因此，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更偏向于强调集权，而资本主义国家更注重分权。 3.不同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不够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瓶颈部门对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地区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因素较多，往往需要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和调控作用，这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时一般要比发达国家更偏向于强调集权。 （三）收费、基金等政府收入形式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也会影响到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高低。 政府为了提供公共产品，需要通过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的形式取得社会资源，但是如果由于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收入，还包括大量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甚至也不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如各种收费、基金、集资、摊派等，那么这些收入形式所取得的资源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也会影响到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高低。如果这些收入主要归地方政府支配，那么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之外还有属于自己的重要收入来源，中央政府就有可能在财政收入的分配中提高自己的份额。反之，如果这些收入全部集中归中央财政所有，地方政府就会要求提高在财政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降低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因此，收费、基金等政府非财政收入形式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状况，与财政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也会影响到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高低。 二、当前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现状分析与评价 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之前，我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严重偏低是当时财税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所以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适当增加中央的财力，希望经过几年的时间，达到把中央财政收入比率提高到60%的目标。那么，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状况是怎样？目前的水平是否适当？下面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一度使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率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但随后这种势头并没有保持住，近几年该比率则基本上徘徊在50%左右的水平。 在1994年之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呈现明显的下降。1990年之前还能勉强维持在30%以上，进入90年代后就一路下滑，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的1993年，该比率已经下降到22.02%。1994年我国进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针对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比率逐年下滑，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削弱的问题，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把中央收入占当时增长比较快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特别是在这些收入的增量部分的分享比例定得高一些，以保证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提高。从改革实施的情况看，应该说还是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1994年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率从1993年的22.02%一跃增长为55.7%，比1993年增长了23个百分点。但是，从1995年开始，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并没有按预期的设想那样继续保持逐步的增加，并最终达到设计的60%的目标，而是出现徘徊并逐步下降的走势，1997年为48.85%，直到最近两年，才扭转这种下降的势头，2000年中央财政收入比率达到52.21%。 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出乎预料的现象是有其复杂的原因的，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预期。这又包括以下几点原因： (1)地方税收征收管理的加强，使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超过预期。由于我国划归地方税的税种，大多属于小税种，在原体制下由于收入不多、征管成本较高，在全部税种都由一个税务部门征收时，税务部门自然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和人力，在管理办法上也比较粗放。但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这些小税种划归独立的地方税务局管理后，这些税种收入的多少已经与地方政府和地方税务管理部门的利益高度相关联，使得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管理措施，包括征管办法和手段的创新，这样地方税收的增长潜力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增长速度自然相当惊人。 (2)从近几年我国一些重要的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趋势看，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比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更有经济基础。 首先，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个人倾斜，使得作为地方税主要税种的个人所得税增长迅速。向个人倾斜的分配趋势扩大了个人所得税的税源，使个人所得税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如1993年全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是46.8亿元，到1998年增长为338.2亿元，1999年达到412.8亿元，是1993年的8.8倍。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力军，个人所得税的高速增长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超预期增长功不可没。 其次，居民支出和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支出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突出特征就是商品性支出比重在下降，而文化服务性支出比重在提高，这种趋势在这几年更为明显。支出、消费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税源结构的变化，就是主要以第二产业的商品生产增加值为税基的增值税的增长，比不上以第三产业营业额为税基的营业税的增长速度，而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自然会对中央、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造成影响。 第三，价格结构的影响。由于居民的消费结构向服务性需求转移，服务品的价格上升具有优先性。近几年来，我国服务品的价格指数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一般来说，价格的变动对税收收入的短期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服务品价格高，带来服务业营业额的快速增长，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商品价格的下滑必然会使中央级税源的增长放慢。 第四，批发和零售贸易与餐饮业结构变化的影响。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对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征收增值税，收入归中央地方共享，而餐饮业征收营业税属地方固定收入。而这几年来，我国的餐饮业发展非常迅速。这种变化也会导致地方税税源的增加而中央税税源减少。 2.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快。 财税体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没有预期的那么快，一方面是前面分析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它的税源增长比地方税源要慢，另一方面就是在税收管理方面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包括：(1)增值税管理中还存在比较多的漏洞。由于我国信用制度不健全，还没有条件通过对纳税人资金往来的监控和利用计算机交叉核对的办法实现增值税的严格管理，管理漏洞的存在使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骗退税等案件屡禁不绝，增值税流失相当严重，而中央财政必然承担了税收流失的主要部分。(2)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设，虽然分布在各地的国家税务系统具备了与地方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在税企关系、财产购置、收入标准、家属就业等诸多方面还是与地方政府关系紧密，不可避免出现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影响当地国家税务局以牺牲中央、其他地方的利益来谋取本地利益的事情。(3)欠税的影响。我国目前数以百亿计的欠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也就是主要是欠中央的收入。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地方税的优先级往往高于中央税，有的甚至把欠中央税收作为无息贷款供企业长期使用。应该说，大规模的欠税也是中央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4)走私严重导致关税、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大量流失。由于走私流失的主要是中央税收，显然这也是税制改革最初几年中央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3.由于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制约了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占据更多的份额，也使得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虽然中央财政收入比率是在财政总收入盘子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划分，似乎与财政总收入的多少无关，但我们应该看到，在财政总收入规模太小，而对地方政府又必须有规范性收入来源以保障政府履行职能，这时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实际上就会对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率产生制约作用，也会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 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当的低，这与我国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严重偏低有关，例如1995-1999年我国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10.7%、10.9%、11.6%、12.6%、13.9%，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30%左右、发展中国家20%左右的水平。由于财政总收入的“蛋糕”规模小，中央财政想要提高自己所占的份额，难度自然会大些。 4.我国财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对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提高形成制约。主要包括：(1)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范围的划分还不够规范、清楚，相互交叉、越位的现象还比较多，政府取得收入是与它的事权范围有一定对应关系的，如果事权和支出范围不清，收入的划分自然也会存在不合理的地方。(2)我国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是一种温和、渐进式的改革，对原体制下地方的既得利益基本上没有触动，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按1993年为基期核定基数后全部返还，中央只是在两税的增量上多集中一些。既然要保持地方的既得利益，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就不可能提高太多。(3)我国中央对地方、以及省以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率，把更多的资源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再把这些资源配置、使用出去，并在此过程中贯彻中央政府的调控意图。如果缺乏规范、公正、高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或者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有效传递中央政府的意图，那么仅仅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二）对当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评价。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之后，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大体维持在50%的水平，那么这种比率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或者还是比较合适？我们认为不能单就这一比率来论比率是高是低，至少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国际比较进行分析。我国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48-53%的水平，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5.5-6.5%的水平，如果仅从数字上看，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水平是很低的，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世界各国的水平低得很多。因此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中央财政收入比率水平应该说是偏低的。 2.对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财力进行分析。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高低，通常可以反映中央与地方可支配财力的划分，但是在我国目前阶段该比率只是名义上中央与地方财力的划分。因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是按1993年为基期核定基数后全部返还，以确保地方的既得利益。这样，实际上使得税收返还部分的收入对中央财政来说，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收入，中央财政对其没有实际支配权和调整权，只是“过路之财”。1994-1997年，我国税收返还部分分别是1799亿元、1867.3亿元、1948.6亿元、2011.6亿元，在抵消掉地方对中央每年550亿元左右的上解收入之后，中央财政每年实际可支配财政收入要比名义财政收入减少1300-1500亿元，因此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收入比率要比名义中央财政收入比率低。 3.从我国的国情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看，由于我国是一个实行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在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时适当强调中央集权，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维护中央权威和政令统一的必要手段。而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许多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如地区封锁、地区发展结构不平衡等问题还需要中央政府来加以解决和协调，这都需要有财力为后盾。因此，中央财政收入比率还应有所提高。 4.从与中央对地方的其他调控手段相配合的情况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的计划、行政手段的使用应该是逐步减少，包括税收的立法权方面，也会考虑让地方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设立某些税种，调整某些税率、税目，以及拥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在这些方面放权的思路，应该与在收入方面适当集权的思路相配合，才能既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又不至于妨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从这点考虑，中央财政收入比率还是可以有所提高的。 三、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对策建议 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率，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的调整，应该采取比较慎重的办法。而且在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偏低的情况已有所改观，所以，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现行财税体制的规范、完善来逐步实现。另外对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率的目标，也不应设具体的数值，关键是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是否增强。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改革目前税收返还办法。由于税收返还办法是在原体制基数法上演变过来的，对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方既得利益基本上没有触动，无法体现中央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调整意图。可以考虑：(1)逐步减少税收返还的规模，扩大过渡期转移支付。从技术层面看，过渡期转移支付的框架与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已经比较接近。为了进一步发挥过渡期转移支付的均衡效应，今后应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逐步扩大其规模，或者通过逐年递减用于税收返还部门的财力，逐步增加规范化的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2)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为目标，适度调整地方政府既得利益，将税收返还逐步改造为规范的一般均衡拨款。(3)清理专项拨款，改进拨款办法，逐步将其纳入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先对专项拨款进行清理和分类，在此基础上引入因素法核定专项拨款数额，除特殊情况外，专项拨款也要尽量按照规范的程序和公式化方法计算对各地的补助额。通过这些办法，把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等名义上届于中央财政但实际上中央不可控的财力，逐渐转化为中央可支配财力。 2.结合对现行财税体制的完善，调整中央、地方的收入划分。从各国财政实践的经验看，政府间收入的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1)根据收入项目调节功能的强弱确定归属，一般将数额较大，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比较显著的税种划归中央。(2)根据税基的移动性进行划分。如果一个税种的税基具有移动性，容易出现通过迁移进行避税的现象，而地方政府为了减少乃至消除这种税基移动，需要进行有效合作与协调，加大征税成本，则这类税收作为中央收入比较理想。而实际移动性不强或不具移动性的税种，通常划为地方政府收入。(3)根据征管效率进行划分。某些税种能够实现规模效益，则宜于集中，应作为中央收入；反之，收入零星、分散的税种，集中管理的成本较高且容易流失，应下放给地方政府。(4)按照税基分布的均衡性进行划分。各辖区税基分布不均衡的税收，应作为中央收入。(5)基于收益原则征收的税收或使用费，交给地方政府管理。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考虑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实际进程，应对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作以下调整：一是改变企业所得税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共享的做法，按国际惯例实行分率计征或比例分享。二是在税制进一步完善、地方税系得到健全的条件下，将个人所得税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三是逐步将证券交易税（印花税）、资源税划为中央收入。 3.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合理确定税收管辖权限。结合税收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地方主体税种，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简并成财产税，并适当扩大税基，成为市县一级财政的稳定收入。逐步合理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限问题。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别较大，赋予地方政府适度的地方税收管理权，有利于促使地方因地制宜挖掘税收潜力，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按照适当集中、合理分权的原则，逐步扩大省一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将一些区域性强、不影响全局经济发展和分配格局的地方税种的管理权限下放给省级政府，在不影响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不挤占中央税基、不妨碍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报经中央批准后，省级人大和政府可以决定征或免征具有地方区域性特点的某项地方税。通过在原先过度集权的行政、立法、税收管理等方面的适当分权，换取中央在财力上的适当集权，为提高中央财政调控力，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调控创造条件。 4.规范政府收入体系，提高财政收入占CDP的比重。通过“费改税”规范政府收入中的税费关系，取消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基金、摊派等政府收入，将部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改为税收，对必须保留的收费、基金进行规范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收支都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监督、管理的办法，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说通过“费改税”把规范性的财政收入规模做大，为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创造空间。 总之，在实施这些措施时，要与增加地方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权、适当的行政、立法分权相配合，完善省以下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考虑到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承受能力，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率。作者介绍：安体富 梁朋 黄然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收入、费用与利润案例题及其解答其
收入、费用与利润案例
案例1
海天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06年2月10日，海天公司与南湖公司签订协议，采用预收部分货款的方式销售一批商品给南湖公司，该批商品的售价为3 000 000元（不含税），成本为2 400 000元。协议规定，南湖公司于协议签订之日预付70％的货款（不含税），剩余部分于6月20日付清之后，海天公司将商品交付给南湖公司。
2006年2月10日，海天公司如期收到南湖公司预付的货款；6月20日，海天公司如期收到南湖公司支付的剩余货款及增值税，并将全部商品交付给南湖公司。
【讨论】
海天公司2006年2月和6月应确认的收入分别是多少？
海天公司2006年2月不应该确认收入，因为在2月份与商品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并没有转移给买方，不符合销售收入的标准。6月份应确认的收入是3000000元，因为在6月20日，货款全部收到，并已将全部商品交付给买方，与商品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全部转移给买方，符合销售收入的标准。
案例2
金海建筑工程公司为富康公司建造高层住宅楼一幢，合同总造价为20 000 000元，已经开工。由于发现了地热资源，富康公司要求金海公司改变原设计，增加热水管道及设备，由此变更追加工程款500 000元，并已办妥各项变更手续。当主体工程进入第五层时，因富康公司建筑手续不全，被主管部门勒令停工，补办手续。富康公司要求金海建筑工程公司人员和机具不得撤离现场。两个月后，手续补齐开工。金海建筑工程公司开出索赔单：塔吊每月50 000元，小型机械费每月10 000元，架管租赁费每月30 000元，误工费每月10 000元。经协商，富康公司同意赔偿180 000元。
【讨论】
（1）分析并说明金海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建造合同属于哪种类型？
（2）该项合同收入应当怎样确定？
（3）若富康公司发生财务困难，工程款预计不能按时结算时，该项合同收入如何确定？
（1）该合同属于固定造价合同
（2）该项合同收入应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合同收入包括：合同初始合同价、变更洽商索赔、奖励等三部分组成。该合同收入=20000000+500000+180000=20680000元
（3）1、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2、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能够收入。
案例3
华兴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电子设备的生产、设计和安装业务。该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7%。注册会计师在对该公司2002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过程中发现以下事实：
（1）2002年9月20日，该公司与甲企业签订产品委托代销合同。合同规定，采用视同买断方式进行代销，甲企业代销A电子设备100台，每台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以下同）为50万元。至12月31日，该公司向甲企业发送80台A电子设备，收到甲企业寄来的代销清单上注明已销售40台A电子设备。该公司在2002年度确认销售80台A电子设备的销售收入，并结转了相应的成本。
（2）2002年10月10日，该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乙企业销售B电子设备60台，每台销售价格为400万元。B电子设备每台的销售成本为250万元。该公司已将60台发送乙企业。乙企业在对该B电子设备进行验收后已如数将货款通过银行汇至该公司。该公司在2002年度以每台400万元的价格确认销售收入，并相应结转销售成本。B电子设备全部通过乙企业对外销售，不向其他公司销售。
（3）2002年10月15日，该公司与丙企业签订销售安装C设备1台的合同，合同总价款为800万元。合同规定，该公司向丙企业销售C设备1台并承担安装调式任务；丙企业在合同签订的次日付价款700万元；C设备安装调试并试运行正常，且经丙企业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余款100万元。至12月31日，该公司已将C设备运抵丙企业，安装工作尚未开始。C设备的销售成本为每台500万元。该公司在2002年度按800万元确认销售C设备的销售收入，并按500万元结转销售成本。
（4）2002年10月18日，该公司与丁企业签订一项电子设备的设计合同，合同总价款为240万元。该公司自11月1日起开始该电子设备设计工作，至12月31日已完成设计工作量的30%，发生设计费用60万元；按当时的进度估计，2003年3月30日将全部完工，预计将再发生费用40万元。丁企业按合同已于12月1日一次性支付全部设计费用240万元。该公司在2002年将收到的240万元全部确认为收入，并将已发生的设计费用结转为成本。
（5）12月20日，该公司与W企业签订销售合同。合同规定，该公司向W企业销售D电子设备50台，每台销售价格为400万元。12月22日，该公司又与W企业就该D电子设备签订补充合同。该补充合同规定，该公司应在2003年3月20日前以每台408万元的价格将D电子设备全部购回。该公司已于12月25日收到D电子设备的销售价款；在2002年度已按每台400万元的销售价格确认相应的销售收入，并相应结转成本。
【讨论】
分析判断华兴公司上述有关收入的确认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1）不正确 它是属于代销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对于代销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应当以收到的代销清单上注明的销售数量及销售价格确认代销商品的销售收入。，该公司向甲企业发出A电子设备80台，但收到甲企业寄来的代销清单上注明的销售数量为40台。所以该公司应确认的数量为40台。
（2） 不正确。它属于商品销售收入方面的收入确认。对于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首先要判断该销售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至对方，如果已转移到对方则应确认收入；反之则不能确认收入。其次，要对销售客户进行判断，如果销售客户属于关联方，则应按照关联方交易有关收入确认的规定进行确认。属于关联方交易，应当按照关联方交易有关规定确认收入。该公司生产的B电子设备全部通过乙企业销售，按照关联方交易确认收入的规定，即当实际交易价格超过所销售商品账面价值120%的，按销售商品账面价值的120%确认销售收入。该公司向乙企业的销售价格为其销售商品账面价值的160%（400万元÷250万元），超过120%，似应按每台300万元（250万元×120％）的价格确认B电子设备的销售收入。
（3）不正确。它属于需要安装和检验的商品销售的确认。在确认收入时，必须考虑该交易需要安装和检验在本期虽然已经将商品运至对方，但安装工作尚未开始，所以不应确认收入。
（4）不正确。它属于提供劳务合同相关的收入确认。对于提供劳务合同收入的确认，首先应当判断该合同是否属于当期内完成的合同，如果不属于当期内完成的合同，则要考虑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其次，在确定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时，还应当确定本年应当确认收入的金额。该公司只完成合同规定的设计工作量的30％，70％的工作量将在第二年完成，所以应按照已完成的30％的工作量确认劳务合同收入。
（5），不正确。对于同一商品在签订销售合同之后，又签订了回购合同。如果仅从签订的销售合同来看，该交易应属于商品销售业务，但该公司又与W企业就D电子设备签订了补充合同，并且规定该公司在今后的一定期间内必须按照规定的价格购回D电子设备的义务。因此在对该交易的性质进行判断时，必须将销售合同与补充合同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其次，如果将上述交易判断为商品销售业务，则应按照商品销售收入确认条件确认并计量相应的收入。如果判断认为属于融资业务，则应接融资业务相关的规定处理。它属于融资业务，不应确认收入。
10会计4班 吴朝晖 李亚萍 张冰沁 单佳丽
关于扩大科研项目经费中人员经费开支范围和所占比例的研究摘 要：科技创新决定我国未来发展，国家发展的关键是人才。本文在叙述我国在科研经费规模扩大的同时，对现行的科技经费管理办法不适合当前我国建立科研人才队伍动态优化和持续发展的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和完善现行科研经费管理办法，重构人员经费开支范围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科研人员；扩大；劳务经费；开支范围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204-03 “十二五”到来，科技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在2010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讲话时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加强科技投入,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组织重大科技攻关,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出六点意见。此次科技体制改革重点之一是改革、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确保科技经费使用的安全、规范、高效，使其产生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我们从纵向来看，2011年，全国研究与试验（R&D）发展经费达到8610亿元，R&D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为1.83%。预计到“十二五”末，全社会研发投入将达1.5万亿左右。横向来看，绝大部分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863”、“973”、科技支撑计划等高科技研究领域及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科研经费的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根据财政、教育等部门的要求，加强管理、合理使用，保证了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在取得诸多成效的同时，我们发现现行的科研项目列支人员经费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如在各类科研管理办法的实施过程中，相当多的科研管理人员发现，这些规定或多或少都存在与实际情况脱节，甚至与科研活动规律相违背的地方。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科研项目经费无法对人力资本投入进行合理的补偿，主要表现为科研经费主管部门对科研项目的人员经费开支范围过度限制，严重挫伤了科研人员开展工作的积极性。 一、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科研活动规律 截至2011年10月20日，人民网最新调查显示，有1637名科研人员参与调查，其中96%科研人员认为，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非常迫切”和“比较迫切”；95%科研人员认为，目前的评级机制和社会环境不适合做探索性研究；对于“项目经费中人员劳务经费的比例”这一问题，有90%的科研人员选择“严重偏低”和“偏低”。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原因： （一）岗位聘用人员用人成本不断提高 现行的纵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中允许安排一定比例的劳务费预算，“用于支付给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性费用。”基于文件关于领取劳务费人员指研究生、临时聘用人员（如科研秘书）的定位，劳务费的开支标准在预算审批过程中限制在较低水平。如目前某市最低工资标准950元，加上需要缴纳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据此计算，当前用人成本最低大约为1350元。而实际在人才市场上，科研辅助人员、高层次的科研人员的用人成本则远远高于此。最近几年，用人成本增长速度很快，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按照国际、国内中高端人才市场价格聘用从事科研项目研究人才，其薪酬水平的增长态势就更加明显。劳务费不足，无法聘用科研秘书等临时人员从事科研服务、保障和支撑工作，很多科研人员要直接参与项目管理、经费预算和执行等繁琐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科研人员完成科研任务的精力。 （二）劳务费比例过低，严重挫伤科研人员积极性 我国科研经费使用重物不重人，如对“纵向项目”研究经费中低于15%的人员经费比例的规定,科研一线人员普遍认为实在太小，远远不能满足科研项目的研发需求，甚至连课题组的研究生和博士的劳务补贴都不足以支付。据统计，我国科研人员人均每年劳务成本约为日本的1/12，韩国的1/6。以国家基金的项目为例，一般资助额度为30万元，研究年限为三年，根据国家基金的财务管理规定，用于该项目的人员经费为4.5万元（不超过15%），每年仅为1.5万元，这仅仅为一个研究生的经费补贴，而一个面上项目课题组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往往达到3-4名。此外，目前许多政府类“纵向项目”规定的人员经费支出范围严格局限于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包括在校研究生、博士等。实际上这些规定脱离实际，不符合科学研究客观发展的需求，如很多重大的科研项目需要科研人员专职潜心去工作，如果人员经费不能没有起到应有的补偿激励作用，则大大影响在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探索性。 （三）人力资本投入不合理，难以形成高质量创新团队 我国科技投入注重项目资金、硬件的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则比较少。而境外发达国家（地区）各类科研项目人力资本投入往往占据科研经费的主要部分。如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政策关于人员经费并没有一个硬性的比例限制，而是根据科研项目的实施需要列支。除要求大学内的从事科研活动的全职教师，其从大学领取的工资加上从科研项目中领取的劳务费用不能超过其12个月的工资外，没有其它限制。此外，美国科研项目中人员经费约占总经费的50%左右，从事科研项目的博士后的工资通常为每人每年3-5万美元，博士研究生的补贴往往达到每人每年2-3万美元。可以说在美国，4元钱中有1元钱是给人的，3元钱用于买设备；在中国13元钱中有1元是给人的，12元用来买设备。由于人力资本投入的不合理，往往造成我国难以建立建成高效、高质量的研究创新团队。 （四）经费结构不合理，增加科研人员身上压力 随着科研院所离退休人员的增加和进一步改革，经费不足的“黑洞”正在逐步扩大。以目前国家科研机构实行的三元结构工资制为例，即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和绩效奖励。但是很大一部分科研院所中差额拨款支付的70%基本工资，只占到人员支出中很少一部分，科研人员要拿到岗位津贴和绩效奖励，必须自己挣。更为紧迫的是，很大一部分科研院所拿到的财政差额拨款，不但要支付行政、科研的正常运转，还要发放越来越多的离退休人员工资，一线的科研人员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研究生和离退休的人员，很多青年科研人员身上的压力变大了。从2006年左右开始，这一状况有了明显的加剧，原因在于国家纵向课题经费管理制度的改变。国家规定，纵向课题不允许再从经费中支付人员工资，不允许有结余，不允许超比例地使用经费。这让每个课题组长、每个科研人员身上的压力顿时更大了。这就让众多科研院所更加头疼了，因为没有配套措施的出台，一时间减少的那部分劳务费提成，只能靠多申请课题来弥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所所长表示“一个副高职称的科研人员一年的支出成本在十几万元左右，一个基金项目一年也就是10万元左右，还养活不了一个人……”。 专车软件收份子钱：按订单收入一定比例收费沸沸扬扬的专车服务软件又爆出一些服务提供商开始向司机收取每月固定数千元“份子钱”的消息。从快的方面了解到，快的旗下一号专车从未向司机收取过所谓的“份子钱”，未来也不会，而是按订单收取10%—15%服务费。滴滴打车方面则表示所谓“每天向司机收取160—180元的份子钱”，实际上是滴滴为汽车租赁公司代收的汽车租赁费用。
快的一号专车表示，在向司机按照订单收取每单车费的10%-15%技术服务费外，再从剩余的85%-90%中收取租赁车费用等其它运营成本。
快的一号专车：按订单收入一定比例收费
快的一号专车昨天向记者表示，快的一号专车从未向司机收取过所谓的“份子钱”，未来也不会。在一份公开发布的声明中，快的公司表示，一号专车信息整合方，只按照订单收取技术服务费，约为每单车费的10%-15%。当然，剩余的85%-90%中还包括其他运营成本，比如租赁车费用。
快的方面表示，专车的司机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获得相应的收入，这和出租车司机上缴给出租车公司的固定承包费迥然不同。同时，快的一号专车的司机根据接单和服务还将获得额外的各项补贴及奖励。
专车软件公司：从未收过所谓“份子钱”
快的提供的一份公开声明称，作为快的打车旗下的中高端专车服务，快的一号专车自身并不拥有车辆和司机。快的一号专车自2014年7月上线至今，从未向司机收取过所谓的“份子钱”，未来也不会。
快的方面表示，作为信息整合方，快的一号专车只按照订单收取技术服务费，约为每单车费的10%-15%。快的一号专车的司机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获得相应的收入，这和出租车司机上缴给出租车公司的固定承包费迥然不同。此外，快的一号专车的司机根据接单和服务还将获得额外的各项补贴及奖励。
快的公关负责人叶耘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表示，专车司机与租赁公司签订合同，专车司机通过专车平台为用户提供代驾服务。一笔订单产生的费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给租赁公司的租车费，二是给司机的代驾费，三是专车平台的信息服务费，平台信息服务费占比只有15%。“而互联网专车业务正是将租车费分摊到了其他方面，不会向司机收取固定的租车费。当司机有订单产生，才会收取10%-15%的佣金。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绝不会不劳还要‘贴钱’”。
滴滴专车相关负责人则向南方日报记者表示，“滴滴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向专车司机收取任何所谓的‘份子钱’的情况。关于所谓滴滴每天向司机收取160-180元的份子钱，实际上是滴滴为汽车租赁公司代收的汽车租赁费用。”
而此前有媒体报道，滴滴收取的租车费各地标准不同，北京为每天180元，杭州为160元，济南为140元。
滴滴专车方面还表示，每一位司机在休假日、周日以及法定节日，滴滴均免去向滴滴专车司机收取租赁费用。即，一年中无论司机是否营运，滴滴均为专车司机免单65天。而这部分费用，由滴滴直接代为支付。
记者联系采访了两位专车司机，对于收取“份子钱”一事，一位表示并不知晓情况。另一位则表示，其实司机端的页面是看不到具体的“份子钱”收取情况的，“因为近段时间都有很多优惠补贴，我们究竟被扣了多少钱没法直接算出来。”
易观国际分析师张旭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认为，专车的出现是对传统出租车盈利模式的挑战，但这并不代表专车企业不需要盈利。而不管是收取租车费或者技术服务费，本质上都是专车企业盈利模式的一环。不过，当前专车市场尚处于探索期，专车开始向司机收费为时过早。
研发项目费用核算及相关高新产品收入确认问题作者：胡黎亚
财会月刊 2015年02期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8年度颁布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将企业的技术研发活动定义为：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活动。简言之，可以理解为企业为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新技术所进行的研发活动。近几年来，笔者参与了不少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复审的专项审计及辅导工作。随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复审工作的开展，企业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流程及研发活动的管理与核算越来越熟悉，但仍有一些细节值得探讨。本文拟就不同性质的研发项目对企业研发费用核算及高新产品(服务)收入确认的影响问题作一探讨。 一、立项环节确定研发项目的不同性质 研发项目立项是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划、市场销售前景、技术特点，提出的具体项目的建议文件。具体包含研发项目的总预算、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实施目的、进度以及参与的部门及人员。企业的项目可以是申报国家、省、市政府的科技项目，获得相应部门的财政拨款，也称为外部立项，例如科技部974项目、863项目、火炬计划项目等；也可以是企业内部立项，自行筹资自行研发。企业科技项目的申报及实施完成，需要研发部、生产部、财务部等多个部门的配合。 作为研发项目进行的第一步环节——立项环节，区分研发项目是新产品开发还是对现有的产品及技术进行提升，也就至关重要，相当于明确了研发项目的主旨及目标，也明确了研发项目在财务账上的核算要点。主要区分如下： 1.研发目标不同。新产品研发立项研发的目标为开发新产品，作为研发及生产的主体，企业本次立项研发的是以前没有的产品。而新工艺、新技术研发项目研发目标为工艺或技术的改进，是企业在原有产品技术的基础上对生产工艺或技术参数的改进，使原有产品生产过程节省原材料、降低能耗、单位产出率提高，或使得原有产品功能、设计更先进。 对于中介机构人员，在判断企业研发项目的性质上还是有一些诀窍的。比如医药化工企业，在新产品的研制过程中，相关行政部门的干预及准入制度比较严格，需要有众多的小试、中试或者环保、临床等批文。通过查核企业提供的一些批文及文件，就能区分研发项目的分类，进而正确对研发费用进行归集和确认。对于行政准入不严格的企业，则可以查阅企业的以前年度账面记录，看看是否有研发项目对应的产品销售，如果有，则认定为新工艺或新技术研发项目比较合适。 2.研发项目名称上区分。如果是新产品的开发项目，研发项目名称一般描述为“XX产品的研发项目”；而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项目，研发名称应描述为“××技术或工艺的改进项目”。直接在研发项目名称上予以区分，可为研发开发费用归集核算、项目申报、专家评审环节提供便利。 二、不同性质的研发项目的费用归集 根据《浙江省科技厅关于做好2013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等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对照申报企业的研发费用的起止日期、金额与企业的成果转化证明资料，投产后发生的费用应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一般情况下，不得作为研究开发费；对已形成规模化销售的产品(服务)进行后续改进提升的研发活动而发生的费用，企业应给出详细说明。笔者认为，以上规定针对新产品研发项目及部分无对应原有产品的新工艺、新技术研发项目而言，是合适的；但对于有对应原有产品的新技术及新工艺改进项目，则过于笼统。 1.不同性质研发项目的研究开发费用归集方式不同。按照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规律，一般是先进行研发活动，研发成功后再投入生产经营，新产品研发项目和部分新工艺与新技术研发项目是符合这条规律的。对应的研发费用是自研发立项开始至小试、中试成功，该期间的投入均作为研发费用。该期间所发生的研发材料领料、研发人员及生产辅助人员的工资均作为研发费用归集，无须区分研发与生产，无须分摊。 而大部分新工艺与新技术研发项目，伴随相关生产工艺的改进或技术的提升，生产活动与研发活动是相辅相成，交叉重叠，不易分割的。生产出来的产成品效能是否提高、单位生产成本是否下降，需要不断投料、试验、比照技术参数完成。而且试验活动产生的副产品、等外品可能还能销售，这其中，如何归集研发费用就存在着多种可能。 比如某钢厂针对某种新型硬度钢开展研发，投入了矿石、石灰石、煤、电等材料，其工艺及技术的改进体现在所用原材料的节省、产出品的硬度提升。该厂第一炉因控温环节出现失误，试制失败；如果企业还想继续试制，这炉钢水可以循环使用，直至硬度达到客户要求。在一炉炉反复试制过程中，原材料有所损耗。这部分损耗掉的原材料、辅料等，毫无疑问可以归集为该研发项目的研发费。假设某一炉出产的钢硬度达标了，可以正常销售，那总投入扣除损耗掉的材料后还应该分摊一部分材料费、动力费、人工费作为研发费用，剩余的费用作为该特种钢的成本结转比较合适。如果硬度未达标，但其产出的等外品钢仍是特种钢，仍可以对外销售，只是售价偏低。这样的话，等外品的前期投入与收入应分别核算。 2.新工艺与新技术研发项目的管理应更细节化、规范化。正因为在部分新工艺与新技术研发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的重叠，对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研发费用核算及合理准确分摊，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应该尽量准确区分研发活动和生产活动，对每次研发的试制投料及结果做出记录，科学地计算出材料的损耗数量及金额，在账务上区分生产成本与研发费用核算。如果真的做到研发活动投入原材料、人员人工、仪器及设备的规范化、精细化核算，如实反映实际研发投入情况，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也会认可的。 研发及辅助人员、研发设备，相对来说，因其耗用工时较易统计，实现生产与研发的精细化核算并不困难，只要按照耗用工时的比例合理分摊入成本、各个涉及的研发项目费用即可。而作为研发活动投入大项的研发原材料领用，因为存在与生产环节交叉问题，且材料的形态随着高温、高压、检测、裁剪、锻造等加工环节会发生变化，统计与区分相对困难。正因为有难度，在研发环节更是应该详细记录相关材料的领用、使用、消耗以及废料的去向。在正确记录相关材料去向的基础上，财务核算依据各个研发项目单独核算研发费用的原则，准确分摊每个研发项目的研发费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以某服装设计公司为例，除设计人员的工资外，其大部分研发费用为样衣样料的领用及损耗。对于外购样衣的管理，流程如下：①研发项目组申请采购，填写样衣申请表；②经审批采购后入库统一管理，并登记研发部外购样衣台账；③设计师填写领料单，领用样衣；④设计师使用完后，归还样衣仓库；⑤过季样衣定期整理，完好的入公司统一的样衣仓库，由企业组织低价销售；⑥如果样衣使用完毕后存在破损，则经审批后进行报废处理。研发部门每日应编制样衣的收发明细账、研发人员工时报表，每月编制样衣盘存表。 对于自制样衣的管理，流程如下：①研发部门设计稿经审核后，凭研发试制通知单申请样料采购；②样料采购后入库统一管理，并登记研发部外购样料台账；③设计师填写领料单，领用样料用于打版、剪裁、缝纫、制衣并反复修改直至样衣成形；④样衣交由销售部参加订货会，选中的一部分由销售部留用陈列展厅，另一部分由设计部继续研发，未选中的退回研发部，入研发部样衣库，或销售或清理；⑤研发部对选中的样衣，进行中试，反复修改后由客户试用，确认后封样，入样衣库进行统一管理，或销售或处理。这其中要编制样衣研发生产日报表、样衣收发存及销售报表及研发人员工时报表。 不管是外购样衣还是自制样衣，财务部每月都根据上述部门的报表，核算出样衣样料成本及设计研发人员耗用工时，分摊至各研发项目投入。 三、与不同性质研发项目相关的高新产品(服务)收入确认 1.项目对应的高新产品收入确认时间点不同。新产品研发项目对应的高新产品收入的起点应是在中试成功后大规模投产并进行销售之时。在科技成果转化列表中填列转化时间应该为项目结束时间或之后。比如A新产品开发项目，起止时间为2012年1月～2013年8月，则成果转化时间应在2013年8月以后，此后的销售可以作为该研发项目对应的高新产品销售收入，当然项目结束时间前期的小额销售也是可以认可的，系新产品小试或中试所产生的产品销售。如果此前就有大批量的销售，则该项目研发已经完成，项目的结束时间仍为2013年8月就不甚合适了。 而部分新工艺与新技术研发项目，有可能在试验、实施过程中就有产品销售。试制的产品未完全达到研发项目立项最终所定的技术指标要求、产品的性能尚在改进过程中，但所试制出的产品仍能销售或反复使用，理解为等外品或副产品更为合适。此期间产生的销售理应作为该研发项目对应的高新产品销售收入，当然在销售收入的确认时间上也有讲究。 比如B新工艺或新工艺开发项目，起止时间为2012年1月～2013年8月，则成果转化时间可以在2013年8月之前。当然该研发项目对应的高新产品收入的销售时间不能太接近2012年1月，否则该技术改进项目真实性不强。让人感觉项目一开发就有销售，等同于未立项之前的原有产品销售，那么此项目立项的意义不大。 2.关注相应资料的关联与逻辑性 (1)高新产品对应的领域与专利的关联。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高新产品收入表一定要写明产品对应的领域，注意区分两种情形：一是产品本身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二是产品使用了“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的技术。与之相对应，企业取得的专利必须和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产品有较紧密联系，要么是确实在生产研发过程中取得该项专利，要么在生产或研发过程中应用了该项专利。 (2)新产品、新技术证书取得时间与研发项目起始时间的关联。一般而言，新产品开发项目的佐证资料应为新产品鉴定证书、省市新产品项目立项书等；新工艺、新技术研发项目的佐证资料应为技术查新报告、省市新技术项目立项书等。在鉴别不同性质项目对应的资料差异的同时，另外也要关注相关证明材料取得时间与研发项目执行期间的关联性。 接上文举例，若A项目已于2012年12月取得新产品鉴定证书，那就相当于产品开发已经结束，该研发项目的结束日期为2013年8月就不甚合适了。同样，若B项目已于2012年12月取得新技术验收文件或技术查新报告，相当于此项目的技术研发过程也已经完成，该研发项目的结束日期也不能拖延到2013年8月。 3.试制产品收入及研发废料的核算。目前对于试制产品收入及研发废料应如何核算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试制产品的投入系研发费用，相关的收入单列，不冲减费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发生的处置收入是研发费用的冲减金额，处置收入应从研发经费中抵减。 (1)新产品研发项目的试制产品收入核算。笔者认为，在新产品项目的研发中，首台套产品的成本势必包含较大的投入。①如果该产品作为样品，不对外销售，则前期的投入就是研发费用，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中的借方发生反映，不必结转至“产成品”科目；②若该产品送给外单位试用，视同销售处理；③若该样品销售，其销售收入应冲减研发费用，作为研发费用的贷项发生额。当然，在统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研发费用总额时，强调的是研发活动的投入过程，应按研发费用的借方发生额统计。因为首台套样品纯粹是研发的产物，产生前提并非是销售，不具备大规模性，只是对于前期投入的相对补偿及肯定。 而税法中涉及的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倾向于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补偿与支持，应按研发费用的净值来计算更适宜。即对于研发产品试生产形成样品或产品的，其销售收入应冲减研发费用。 (2)新工艺及新技术研发项目的试制品核算。而对于有原产品对应的部分新工艺及新技术研发项目，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相互交叉，达到既定标准或未达既定标准的试制品的成本确认原则为，按相对符合研发与生产的分摊比例厘清产品成本和研发费用；相应取得的处置收入则确定为销售收入，在“营业收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或“主营业务收入”(适用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科目中反映。 对于研发废料的会计核算，目前并无明文规定。因废料系研发过程的附属物，减少废料产生的过程较难控制，且废料对应的成本较难归集及核算。一般的做法是将研发中产生的废品收入直接记入“营业收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或“其他业务收入”(适用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科目，不需要冲减研发费用。当然，该研发项目是属于新产品研发还是新工艺及新技术研发，在研发废料的核算上不存在差异。作者介绍：胡黎亚，浙江正信永浩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杭州 3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