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影响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研究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对于我们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变化，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XX省委组织部高度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由部领导挂帅，组织精干力量，整合全省各个方面的研究资源，采取座谈问卷、查阅资料等多种形式，进行反复研究，形成了此课题报告。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大量涌现、急剧壮大等特征。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国家“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等改革战略的实施，大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重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大量涌现。从全国范围来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总数已达到3000多万个，其中注册的非公有制企业达400多万户，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GDP的比重已近50%，从业人员达1.5亿人。从我省来看，截至2011年8月，全省共有私营企业29.41万户，注册资本（金）65524.71亿元，个体工商户161.28万户，从业人员648.69万人，资本金总额xx亿元，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8.5%。二是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一些新社会组织如律师事务所、社会团体、协会等应运而生。据统计，全国目前共成立各类社会组织80多万个。三是随着开放的扩大，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加速，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和服务组织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进入我国，比如金融组织、独资或合资企业，等等。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急剧壮大，加快了我国“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分化、重组，一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进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农民工成为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人队伍的主力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讲话时指出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社会阶层。
（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阶层成员分布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流动性、分散性、失衡性日趋明显等特征。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工业化程度达到60.3%，城镇化程度达到49.2%，XX省工业化程度为48.2%，城镇化程度为52.3%。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产生的“聚集效应”，对社会人员流动与分布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社会成员流动加速。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流动人口2.6亿人，比第五次普查流动人口增长81.03%。广东外来工子女每年以27万至30万人的速度增长，总数和增幅均居全国之首，在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甚至已经超过本地劳动人口。从流动趋势看，总体呈现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趋势，但随着国家中西部发展战略的推进、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县域经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回流，“双向流动”格局正逐步形成。二是社会成员从业结构布局分散。过去社会成员分布相对集中，以村组、企业、学校、商贸组织、机关为基本单位，在固定的区域、领域、行业、单位从业。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发展，大量的社会成员散布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组织，特别是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三是社会成员区域分布失衡。总体情况是“农村空了、城镇满了、城乡结合部乱了”。在农村，据XX省万名干部进村入户调查报告显示，“空巢”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少的自然村落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在家，只剩下“386199250”部队，出现了大量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孤寡、残疾人。在城镇，大量人口进城，城镇拥挤拥堵，“消化不良”、运行不畅、公共服务不足，人口资源环境和城市管理压力剧增，陷入“城市病”的困局。据统计，2010年武汉市常住人口已经接近1000万，并还在以每年17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县城的速度增长。在城乡结合部，村民、城市居民、社会闲散人员、流动人口等混杂、集居，人口复杂、流动性强，治安环境恶化，生存环境恶劣。
（三)市场化强烈冲击，社会阶层成员地位和心理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贫富分化、身份多变、道德滑坡等特征。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特性，使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加大。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从个人来讲，由于能力、机遇、基础的不同，处于竞争优势的群体必然在资源占有、收入分配等方面占据优势。社会阶层中，也必然会出现新富群体、中层群体、弱势群体。而且，新富群体占有资源和收入还在急剧增加，弱势群体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失业人群、传统农民占有资源和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从地域、行业来讲，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群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资料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317扩大为2010年的0.458，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5—6倍，地区收入差距扩大3—5倍，行业差距扩大5倍。从产业调整来讲，美国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速，由此形成的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对社会分层特别是给就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导致弱势群体利益受损。二是市场经济的自由特性，使社会成员的身份多变。人力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市场化运作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重组不断加剧，不同群体不断涌现，社会成员身份极不稳定。比如：传统农民，在经历市场化变革中，有的转化为新型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农业经营大户、私营业主、农村经济（社会）组织领办人等。据资料显示，2010年初，全国农民工有2.42亿，占农村人口的35.9%。而且，在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份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又如：在工人阶层中，相对稳定的是国有企业职工，而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外资企业中的员工，受企业经营和发展战略等影响，出现身份不断转变，“炒老板”与“被老板炒”、上岗与下岗、今天当工人与明天当老板，对他们中一些人来讲是常事。在对XX省100家规模非公企业的调查显示，长期（3年以上）在企业固定工作的人员仅占35%，员工特别是普通员工的流动性非常大。三是市场经济的逐利特性，使社会成员的心态复杂多样。逐利性是市场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不仅反映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而且渗透到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社会心态普遍存在，导致尔虞我诈、欺行霸市等问题屡见不鲜，价值取向偏位、社会诚信缺失；在社会领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社会心态甚行，比如：溺水者无人救、车祸伤者无人问，人人怕担责、人人怕惹麻烦，社会公德、基本道德缺失；在政治领域，“伪民主”的社会心态有所抬头，民主利益的勾结，导致一些人或受小团体利益或被蝇头小利左右，不做民主的主人，甘做民主的“傀儡”，投了不该投的票、选了不想选的人，民主意识淡薄、公民意识缺失。此外，仇官、仇富等不良社会心态，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不同的反映。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也使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情绪焦躁、心态不稳。
（四）民主进程加快、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社会阶层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诉求多元、冲突加剧等特征。在民主化、信息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社会阶层诉求多元、表达多样，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利益冲突加剧。一是利益分配多元，阶层利益矛盾日益增多。我国现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个人之间利益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利益资源配置往往向上层倾斜。比如广大农民包括农民工对公共利益资源的占有非常匮乏,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社会转型期，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导致各阶层间的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社会强势群体与社会弱势群体、致富阶层与致贫阶层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关系、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等问题，容易成为利益冲突源，处理不好就容易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据统计,全国群体性事件，1993年有8700起，2006年超过9万起，是1993年的10.3倍，参与人数也由37万增加到607万。二是民主意识觉醒，阶层利益诉求复杂多样。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白领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政治上有较强归属愿望，积极要求参政议政；在经济上希望党和政府能创造更加宽松更加适宜创业和自身发展的环境；在社会生活上，希望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认可。调查显示，96.3%的私营企业主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愿望，36.9%的私营企业主、57.6%的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52.5%的个体户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失地农民、城镇失业人群等弱势群体，为寻求公平正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静坐、集体上访、非法集会、集体罢工和围堵党政机关等非法的、过激的行为表达利益诉求的事件持续上升。三是信息技术普及，阶层利益表达无序难控。信息化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使用，催生了庞大的网络社会群体。截止2011年7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手机用户数达到9.2亿，微博以年增长208.9％的速度成为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网络社会进入“微时代”，“人人是通讯社，个个有麦克风”，利益表达和诉求多样，发布快捷且内容难控，极易引发网络舆情和社会群体性事件。
二、在社会阶层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一）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党组织设置和党建工作覆盖不高的问题凸显。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加大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目前情况看，党建工作在“两新”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点”。一是党组织设置模式不适应。“两新”组织大都突破了地域、所有制等限制，其从业人员分布在产业链、在市场，并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之间频繁流动，职业和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和差异，导致传统的按地域分布、依托单位设置党组织的模式在“两新”领域不再管用。二是党组织设置缺乏必要的条件和保障。由于领导体制不顺，一些业主不理解、不支持，加之缺乏必要的队伍、经费、阵地等基本保障，导致党组织的设置在一些“两新”组织难以顺利推行。同时，在一些设置了党组织的“两新”组织，由于党组织功能定位不够明确和基本保障的缺位，也出现了有组织无活动、有活动无活力，党组织和党员难以发挥作用的问题。三是党组织组建率偏低。以XX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例, 截止目前，全省共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17923个，组建率为6.09%，其中规模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5727个，组建率为73.6%。“两新”组织中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率偏低，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社会阶层大分化、大流动，党组织静态管理方式效能低下的问题凸显。一是流动党员管理难。社会成员日益突出的流动性使其所属的党组织难以实施有效地教育管理。特别是流动党员，流出地鞭长莫及无法管,流入地难以掌握情况无法管，不少流动党员游离于党组织之外，有的成为“口袋党员”、“隐性党员”。二是活动开展难。社会成员空前加剧的分散性，使党组织难以对分散在不同地方、不同产业的党员和优秀分子进行教育管理。同一居住地的党员和社会成员，分散到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行业，按照现在的管理模式，居住地不能对他进行有效管理，所在行业或者企业也难以对他进行有效管理，导致这些党员和社会成员跟流动党员一样，不能及时参加党组织活动，也不能正常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一些党员甚至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丧失了先进性。三是发展党员难。社会成员加速流动，党组织难以发现和培养优秀分子，优秀分子也难以被组织发现和吸纳，势必影响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和素质质量的提升。
（三）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党组织功能弱化的问题凸显。社会阶层构成中的社会心态多变、弱势群体增加、利益诉求多样，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显现，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党组织功能的缺位。一是价值取向的偏位、社会诚信和道德的缺失，折射着党组织教育功能的弱化。二是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受损或得不到保障，“仇官”、“仇富”等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滋长，折射着党组织社会管理功能的弱化。比如：农村“空巢”化后，出现留守老人病死了、留守儿童饿死无人知晓、无人管的问题，对党组织如何实施关爱特殊群体行动提出了要求。三是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矛盾冲突日益突出，折射着党组织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功能的弱化。比如：征地纠纷、拆迁纠纷、劳资纠纷、物业纠纷、改制纠纷、医患纠纷、污染纠纷、借贷纠纷，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纠纷等九大纠纷，引发社会矛盾的处置和化解问题，需要各级党组织提高应对能力。四是信息化时代出现的网络社会、网络政治对党组织执网功能提出了新要求。新的形势下，网络已经成为社会成员发表言论、表达诉求、抒发情绪的重要载体，大量不理智、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诋毁党的言论在网络上出现，有的还成为舆情焦点，对党的事业和工作带来不利影响。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执网能力，学会运用信息技术、民主方式、法律手段，加强网络舆情应对，解决网络造成的不利影响问题，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四）部分党员在社会阶层成员中缺乏影响力，党员队伍素质危机问题凸显。在农村，由于大量农民涌向城镇、发达地区，或进城务工、或经商、或兴办企业，农村“空心化”现象日趋普遍，难以发展高素质、年轻有为的党员，党员老龄化问题相当严重，党员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能力不强，先锋模范作用和先进性得不到体现。在新社会阶层，特别是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一方面，由于人员身份多变、流动性较强等因素影响，发展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入党成为难题；另一方面，一些党员也不愿亮明身份，混同于一般员工，致使党员在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缺乏影响力。此外，一些党员思想退化、党员意识淡化，在党不信党、在党不为党的问题比较突出；由于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知群体、新富群体中要求入党的人员动机难以把握，在他们中发展党员比例普遍偏低，等等。党员思想政治素质、能力素质出现的这些危机，如果不引起重视，必然就会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影响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适应社会阶层构成变化，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一）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一是理顺基层组织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对“两新”党组织，挂靠组织、统战、工商联、工商局、民政局等部门成立“两新”组织党工委，建立由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两新”组织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上下通畅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对社区街道党组织实行扁平化领导体制，在街道层面推行“大工委制”，探索实行在街道党工委下设居民区党委、行政党组和综合党委“1+3”模式；在社区层面实行“大党委制”，推行“一委一居一站”模式；在居民小区推行党组织、居民协商议事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四位一体”架构。二是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突破传统纵向控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类型与单位界限建党模式，采取单独组建、产业共建、挂靠统建、区域联建、派员帮建等方式，加大农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产业链、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相对集中点建立党组织力度，做好在居民小区、楼道门栋、工业园区建立党组织工作，在城乡结合部分类设立党组织，在村改社区建立网格化党组织，在城郊村和城中村分别建立村级、主导产业和流动党员党组织，不断扩大党组织覆盖面。三是扩大党的工作在社会各阶层覆盖面。创新党建工作载体和方式，推进党群共建，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组织活动，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建立党委联系民主党派、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及时向党组织传递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向群众传递党的声音。推行网格化管理工作模式，以社区为单位划分若干网格，对具备条件的实行组织覆盖，不具备条件的实行工作覆盖，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兜底”作用。
（二）推进区域化党建，构建城乡统筹党建新格局。遵循区域统筹的理念，统筹设置基层党组织，统一管理党员队伍，统盘使用党建阵地，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资源有机整合和优化重组。一是整合城乡党建资源。把城市和农村的组织资源、人才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等整合起来，进行集约配置，充分利用。二是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党员动态管理。健全城乡一体、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配合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制度。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流动党员基础信息库和流动党员IC卡管理制度，提高流动党员纳管率。实行城乡基层党组织一方为主、接续培养、两地考察、相互衔接的流动人员入党办法。三是建立区域共建的党建工作运作方式。加强区域协商议事组织建设，以区域党组织为核心，建立区域共建联系协调会等组织，定期听取辖区单位和各层面代表的意见建议，协商解决区域重大事项，以群策群力的方式，共抓党建、共谋发展、共促和谐，实现互利共赢。四是普遍开展城乡基层党组织结对帮扶活动，推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相促进、统筹发展。
（三）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紧紧围绕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功能定位，以服务为根本职责，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以服务促进管理。一是实施网格化服务模式。扩大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在社区、农村和企业的覆盖面，整合基层各类服务中心，优化服务布局。以村、社区为基础划分若干服务网格，并覆盖到开发区（工业园区）、商贸中心、城郊结合部、外来人员集中区，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党员志愿者的作用，引导各方共同参与服务群众的工作，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解决好各阶层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二是充分运用民主的方法凝聚人心、引领发展。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充分保障党员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充分尊重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使基层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积极探索和丰富基层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五议五公开”、民主恳谈、村民说事、党员议事会等有效做法，进一步规范村（居）务公开、党务公开，推行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制度，积极运用民主协商方式，推动基层组织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发挥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以柔性管理来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三是积极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拓展基层党建工作平台和空间。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网络党支部、党员干部网上论坛、开设电子党校，增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更好地服务党员、服务群众；加强党建工作网络问政，增强党组织与社会各阶层成员的互动；办好党建网站，占领网络阵地，及时发布党建工作信息，掌握党对网络民意的引导权。
（四）提高党员素质，充分发挥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始终坚持把提高党员的能力素质和联系服务群众的意识本领，作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一是大力开展教育培训，提高能力素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和培训，增强党员党性意识、宗旨观念和服务能力、致富本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领时代风尚。二是严把发展党员质量关，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把社会各阶层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认真做好在外出务工人员中发展党员工作，注意把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等高素质人才吸收到党内来，加大在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工作力度，努力把生产经营能手、创新创业模范发展成为党员，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三是严格管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针对党员群体多样性的特点，实施分类管理、动态管理。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特点，改进党的组织生活方式和学习培训活动，探索党员信息化管理方式。落实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建立党员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创新活动载体，全面推行党员设岗定责和服务承诺制，构建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体系。
（五）强化工作保障建设，夯实基层党组织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一是强化队伍保障。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重点抓好基层党组织书记、专职党务工作者和党建工作指导员“三支队伍”建设。着眼于改善基层党务工者队伍能力素质结构，除加强教育培训外，从机关选派优秀干部担任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工作，确保基层党组织后继有人、有人管事。二是强化阵地保障。采取财政拨款、部门帮扶、单位自筹相结合的办法，按照“新建一批、改扩建一批、划转调剂一批”的要求，认真抓好阵地规划、建设、管理、使用等工作，切实解决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活动阵地的问题，确保党员干部群众有场所议事。三是强化经费保障。拓宽基层党组织经费来源渠道，通过税前列支、财政转移支付、党费支持、社会帮扶等途径，建立稳定规范的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制度。特别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从根本上确保有钱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