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派文化”概念解读及其他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教育学院教授 赵心宪
1、提出“渝派文化”概念有其特定的文化动因和理论依据
提出“渝派文化”概念的动因比较复杂：可能是时代的作用，重庆直辖十年之后作为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新的文化目标的助推；也可能是政治的作用，中央领导人对重庆2012年成为“文化强市”阶段性目标的确认；或者立足于现代传媒的立场，提出打造具有重庆文化特色的“渝派”文化策略等等。在我看来，“渝”作为重庆的简称，本质上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术语，其三千年的地域文脉，可以通过“渝派文化”概念予以彰显。简言之，“渝派文化”概念的核心内涵属于地域文化范畴，不是文化成为“渝”的载体，而是历史上和今天的“渝”这块热土，成为文化时代发展的载体。强调特定文化自身发展历史过程的地域性，即是强调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最高雅的人生追求地位，而文化自身独立主体地位的保持是其现实存在的必须前提。因此，“渝派文化”应该是一个类同于“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与特定地域关联的概念，但主要表征其精神文化特征，或者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学术范畴，有学术观念上“派”别区分的存在与可能。这样，“渝派文化”的概念内涵，不能抛弃其地域文化个性的历史形成过程，更不能与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等其他文化层面的文化术语随意等同使用；或者直接推衍于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日常生活类的时尚话语标签，亵渎其神圣的精神品质。
2、影响“渝派文化”概念形成的主导因素很明确
“多元文化与渝派文化”能够成为第三批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不是重庆学人头脑发热的情绪产物，而是当下重庆文化发展面临更上一层楼的必然。关于重庆文化，现阶段的种种指代、说法都有其一定依据，因此都有其合理性：巴文化、巴蜀文化、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统战文化等等无不如此。如市委统战部最近提出的统战文化，精彩、响亮地把重庆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统一战线的地域政治文化作用凸显出来，现阶段非常有必要。上清寺的特园就是这段辉煌历史的见证。“巴”、“巴蜀”、“巴渝”、“三峡”与“红岩”，表面上看来地域指代是其共同点；“抗战”时期与“统战”史实是两段彪炳史册的历史记忆，时间的特征更鲜明。不管是偏重于空间视角或者偏重于时间视角，上述对重庆文化的两类观念认识，当下都有提升到时空统一、多元文化并存认识境界的紧迫性。这不是否定重庆文化的地域特征，也不是无视重庆文化的三千年历史文脉，而是新千年“地球村”认识思维方式转型的时代需要，多元文化并存的合理性，只有超越性的“包容性”思维才可能确认。作为学术文化的“渝派文化”，是实质进入多元文化认识境界之后才可能提出的学术范畴，影响“渝派文化”形成的主导因素，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先进文化战略思想的引领。因为学术文化资源是党的先进文化诞生的核心基础之一。多元文化观念认识语境的现实存在，成为催生“渝派文化”概念的学术基础。
3、“渝派文化”概念与巴蜀文化概念主体价值彰显的内涵不同
“渝派文化”与“渝文化”这两个似乎不费脑筋就能够清楚区别的概念，其实不那么简单。多一个“派”字与少一个“派”字，概念内涵指代的认识层次有重大区别，不容轻视。“派”字所含门派、宗派、派别的主体意义存在是一个方面，而“渝派文化”概念的“派”，更强调文化主体学术思想认识境界的存在与区别。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渝文化”，文化地域性特征存在的强调是首要的也是主要的。如果我们认同的文化具有四层次结构：（1）、人类文明；（2）、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即狭义的文化概念；（3）、社会价值观念，包括道德品质、人生追求、社会风尚、行为习惯与实践能力以及文化表现形式等方面，在感性、具体可见的社会活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实际；（4）学拼音、读书识字学文化等方面，那么，“渝文化”主要展示在第三层面。这与“渝派文化”的观念、学说处于第一、第二抽象认识层次明显区别。观念、学说的存在是抽象的，是所谓“抽象的具体”的理论形态。学术史上“巴蜀文化”就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与文化概念一样，其本质指向主要是现象背后的“内涵”、“信息”、“秘密”和“意义”，与“渝派文化”认识层次类似，但所属学术主体存在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后者更强调；而巴蜀文化的历史成因首先是历史地理的，其次才是学术史的。
4、“渝派文化”概念观照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渝派文化”概念与地域关联，但其核心内涵属于地域文化范畴，地域概念不能等同于地域文化概念。应该认同这样的解说：地域文化是“以历史为主线，以景物为载体，以现实为表象，在社会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人文精神。地域文化与地理有联系，但不是地理，与历史有联系，但不是历史；与景物有联系，但不是景物。”[1]地域文化作为一种观念认识层次的精神文化成果的属性是很清楚的。“渝派文化”的存在，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是其基本载体，对重庆地域文化的研究，应该成为“渝派文化”主体性存在的主要识别标志。或者可以借用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思路，这样阐述“渝派文化”通过对重庆地域文化研究所展示出来的学术个性：通过对“器”（有形之物）的“索”（探索研究的过程），达到悟出“道”（变化发展法则）的目的，从而以明理来影响各社会主体的现实活动[2]。
有了前述“渝派文化”存在理由的认同，“渝派文化”与外地各种文化的融合问题，就可以找到实际解读的切入点。这种“与外地各种文化的融合”方式因为有认识层次的对应要求，只可能立足于理论思维的视界融合层面展开。换言之，“渝派文化”的研究主体，是在把外地各种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予以理论观照的时候，一方面证明“渝派文化”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渝派文化”与外地各种文化的特殊“融合”方式。有一种说法，“渝派文化”鼓吹者，把地域文化的存在与保护视为重庆文化发展的起因和结果，对外地文化持排斥主义，诸如，废川菜之名，代之“渝菜”等等，有严重的地方主义嫌疑。而地方保护主义是非常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经济规律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说法之所以错得可以，就在于误读了“渝派文化”概念的学术内涵与观念本质。
综合上述，作为概念存在的“渝派文化”，其观念认识的内涵规定性保证了文化主体对立互补两方面的坚实存在：1、以学术概念清醒推出的文化主体意识觉醒方式，展现“渝派文化”学术群体主体的具体存在。认同“渝派文化”的主体形态，聚集并活动于重庆地区的学人，与重庆文化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地域关联关系，自觉学术承担不断推进重庆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使命，以其学术存在为个体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2、“渝派文化”的主体形态成为研究者的观照对象，在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运作层面，可能保证文化价值自身独立的主体地位，确保重庆地域文化与重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生态关联，抵制“以开拓、创新、发展的口号”，“挤兑和排斥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现代意义”。“渝派”文化学人对“渝派”地域文化的研究，会不断提升重庆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学术史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事实上，重庆文化学者地域文化研究群体整合态势还没有真正形成之时，断代危机已经显现，青年才俊 李怡 博士“北漂”引起重庆学界的震动还没有平息，当代影视界奇才张鲁，为以最佳状态写作《卢作孚》而耗尽生命的最后一息，让人痛心疾首……“渝派文化”的生存状态，当然直接取决于重庆学人人气的凝聚和实际可能做出的贡献，但在市委、市府的真切关心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渝派文化”的未来发展会有出色的表现！
注释：[1][2]参阅李建平《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2010、1、16于静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