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之前，具体什么时间，无可稽考。可以知道的是，到了唐代，重阳作为民间的节日被确定下来，之后经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明代张岱著《夜航船》云：“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曰重阳。”在古代，重阳郊野游宴之风非常之盛，登高、赏菊、佩茱萸的习俗，屡见于诗人的吟唱。我少时读“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眼前便能呈现出文人借花聚会、饮酒、食蟹、赏菊、赋诗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向往的热闹场景。菊花，作为这场盛会的金黄标记，往往被喻义清高、亮节之风。我一直视后人赏菊、饮菊花酒，是对大诗人陶渊明的效仿，也是对一种文化传统的追根溯源。名著《红楼梦》在第三十八回就写到了重阳节，贾宝玉与众钗游园赏菊，题菊花诗，曹公借咏菊诗暗示着他们往后各自的命运归宿。尤其薛宝钗所言的“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更加点明“盛”要以“残”作结。《金瓶梅》里也写到过两个重阳节，第一个重阳节西门庆应花子虚的回请到他府上喝酒听曲，击鼓传花，文中有一首菊花诗，让读者明白他惦记着那个后来成为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李瓶儿。第二个重阳节，李瓶儿已重病在身无力回天，一场情欲深重又极尽悲欢的人生闹剧就此收场。我翻读清少纳言的随笔集《枕草子》，里面提到日本平安时期重阳节的风俗，“以棉覆菊花，取其沾露拭身，谓可以忘老”，应该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
据说宋代人叫菊花为“延寿客”，而称茱萸为“辟邪翁”。茱萸像菊花一样，曾频繁地出现在记载重阳的古籍诗文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据相关人士考证，佩茱萸者，主要是属于纯阴之体的女子，由此可以推测，王维所忆的不仅是故乡、兄弟，应该还有他的爱人或红颜知己。
吾乡潮汕过重阳节，照旧例也必“登高燕饮，簪菊泛萸”，但不吃重阳糕，印象中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吃的食物，这于向来重视美食的乡人而言未免有些奇怪，按理也该如其他大节小节一样，做点儿特色菜肴大快朵颐并以习俗的形式流传下来。不过话说回来，潮汕平原“九月鱼菜齐”，物产最为丰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何必拘泥于形式呢？有人可能会说，不是还有“油麻圆”吗？那是拿来敬“九皇爷”的，似乎与重阳无关。这“九皇爷”到底是谁？有一说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油麻圆是由炊熟的糯米团与芝麻、碎花生混合拌糖后捏成团油炸而成，因“圆”与“缘”同音，将它赠送给邻里亲朋倒是多了一点儿“结缘”的寓意。
此外，还有一些潮汕乡村也将重阳当成祭祖的节日，人们为那些忘了忌辰的先祖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慎终追远，思源报本。而对孩子来说，只有竞放风筝才能让他们高兴起来。“九月九，风禽线断满天走”，农历九月，秋风乍起，是放风筝的大好季节，人们将色彩斑斓的风筝放飞于蓝天丽日之下，观其飘然凌霄，陶情适意。若说这风筝是为了给远方的亲人捎个信儿、送上祝福也未尝不可。
只可惜如今风俗大变，保存此类古风的人家大概已经没有了。人们生活在快节奏又讲究实际的时代，凡事免不了利字当头，自然没法细细体味重阳节的风致了。菊花酒倒是被有些用心的商家摆了出来，但也鲜有人问津。还有重阳糕，城市里的孩子大多没有吃过，至于茱萸，像我这样的成年人估计也没几个识得。岁岁重阳
九九重阳，历经两千多年的演变，因隐喻着“久久”“长寿”等丰富内涵而被定为“老人节”。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是具有普世性的，儒家有《孝经》，佛家有孝文，伊斯兰教有孝理，基督教有孝义……“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如此写道：“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而非衍自集团。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他一语道出了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渗透至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既是一种民族修养，更是一种文化境界和内化力量。
老有所依在旧时是社会家庭的大事，甚至被提高到做人的基本要求，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古之人，虽往往迫于物质的贫乏，但精神不息，现如今物质丰盈，却由于受价值观演变的影响和现实利益的腐蚀，传统的价值体系变得更加脆弱，观念不断淡化，孝道的社会普及性呈收缩之势，歧老、虐老事件时有发生。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空巢老人”渐成影响社会和谐的病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这些商业社会的“螺丝钉”，皆用忙于生计为借口，无视长辈之简单心意，常施以金钱替代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