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西气东输为主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天然气工程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昔日掩蔽在石油工业羽翼下的天然气工业正在试图扮演更加独立也更为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努力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围绕中国天然气市场谋篇布局的各种力量正在悄然加快进场的步伐。
2002年2月5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纽约证交所代码：PTR，香港联交所代码：0857）宣布，2000年3月就开始启动的西气东输工程中五个地段的试验性工程将先行开工建设，这意味着这项总投资达1500亿元的浩大工程正式拉开帷幕。 3月22日，由中国海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纽约证交所代码：CEO，香港联交所代码：0883）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代码：0386，上海证交所代码：600028，纽约和伦敦股票交易所存托股份代码：SNP）分别拥有50％权益的东海西湖天然气联合开发项目也宣布正式启动。 此后不久，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以及尤尼科公司分别购买了这一项目20％的权益，而前者同时也是西气东输的外方合作者，目前中海油和中石化的权益各为30％。 同时加快进程的还有位于深圳市的广东LNG站线项目。4月17日，代表澳大利亚的LNG PTY有限公司、代表印度尼西亚的英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公司以及代表卡塔尔的RAS LAFFAN LNG公司正式宣布参与竞标，胜者将获得一份超过20年、每年供应300万吨LNG（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合同，按计划这场扣人心弦的角逐将在月内最终敲定赢家。 而在市场的另外一端，为开启天然气市场所作的制度层面的努力也正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低调进行。4月9日，一个由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以及世界银行联合组织的国际研讨会，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天然气行业下游领域，即天然气的运输和配送的监管问题上。 西气东输综合症 起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轮南，止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上海市的西气东输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天然气项目。这项工程仅4200公里的管道所需投资就将达到400亿元，上中下游所需的综合投资将高达1500亿元。 按照设计，西气东输工程年输气量为12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一旦这条管线得以在2005年顺利建成，就足以把中国目前的天然气产量提高40％以上。2001年中国的天然气年产量仅为290亿立方米，天然气在整个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还不足3％；在西气东输的终点城市上海，2000年的能源构成中天然气所占比重更是仅为0.6％，这与上海市设计的到2005年达到5％～7％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在业界看来，西气东输工程一旦能够顺利开局，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天然气时代正式登场的标志性事件，它将拉开中国能源格局“天然气革命”的序幕。 因此，在短期内就将大规模全面开工建设的西气东输工程，也被赋予了远远超越项目本身的意义，并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01年12月29日，中石油与壳牌投资集团签署了《为完成西气东输合营框架协议奠定基础的阶段性协议》，双方将在未来45年内按照55％∶45％的比例来切分这一项目，而具有法律效力的《西气东输合营企业框架协议》的协商和起草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在围绕着西气东输展开的第一波悬念尘埃落定之后，更多的悬念却依次铺排开来。 根据预测，仅长江三角洲地区近期的天然气年消费量就将达到200亿立方米，沿途七省的天然气消费量也将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这实际上也是西气东输工程得以启动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然而，在目前中国城市普遍缺乏充足的配气网络，而整个配气领域又高度垄断的情况下，这些潜在需求到底能有多少会转变为对西气东输管道气的现实需求，其中的变数仍然相当大。 实际上，天然气在这些地区也将面临着其他可替代能源的强有力的竞争，包括石油、煤炭、进口LNG以及LPG。西气东输天然气的井口价和运输价由国家计委来核定，而最终的零售价格却要受制于省级物价主管部门，这种定价权限上的分割造成的价格缺乏透明度的风险，会对其市场竞争能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殊难预料。 另外的忧虑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天然气工业始终缺乏一个专业的管理机构以及一部框架性的法律，这就意味着这个产业必须同时面对政府职能的严重交叉和错位，以及缺乏连续性的政策所带来的附加风险。 这些原本就已经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必将随着西气东输这出大戏的上演逐渐显性化，成为天然气工业这条航道上难以回避的礁石，而其可能的求解之道对于试图摆脱石油业附属地位的天然气产业来说，无疑将在智慧和时间上提出双重挑战。 上下游之间的战争 和三大石油公司每年所获得的高额利润相比，各个城市由公用事业局转制而成的燃气公司只能说是惨淡经营。从1995年到2000年，天然气的最终销售网点――燃气公司们一直在整体亏损的阴影中徘徊，去年的经营状态也未见明显的好转迹象。 燃气公司的整体性亏损，无疑为天然气时代的来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因为配气网络这“最后一公里”的短缺，一直被国外媒体以及专家认为是制约中国天然气普及的瓶颈。根据业内人士测算，终端用户每利用1立方米的天然气，所需要的城市配气系统的投资大约在4～6元之间。这就意味着，中国如果要在2010年把天然气年产量提高500亿立方米，以便有效地改善能源结构的话，所需投资将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对于产业链中如此鲜明的盈亏对比，相关各方作出的判断不尽相同，因此开出的药方也是大相径庭。 在中石油天然气与管道分公司副总经理汤亚利看来，目前中国城市配气公司一般由公用事业局整体转制而成，冗员包袱大，体制和机制改革没有跟上，这应该是造成亏损的根本性原因。他指出，在上中下游价格链上，城市配气价格空间实际上已经过大，全国多数城市配气价格占最终销售价格的50％～60％以上，利益分配极为不均。 一些业内人士也指出，即使在城市燃气公司连续整体性亏损的情况下，燃气行业的工资性支出仍然相当高，这无疑也加大了配气成本，从而使得最终消费者的价格被人为抬高。以广州为例，按照广州市统计局的统计，广州市人均职工工资居首位的就是电力、煤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者，人均收入比平均水平高出了67％。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经济与信息研究中心经济部主任刘克雨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由于天然气投资巨大，早期应该允许企业上下游一起开拓。该中心去年完成的《中国天然气利用与发展战略》研究项目课题报告指出，天然气配气零售领域是利润比较丰厚，且风险比较小的领域。可以允许三大公司直接进入终端销售领域，甚至可以考虑通过收购和参股、控股等方式将重点城市的天然气公司划入三大公司麾下。 然而，在燃气公司及其主管部门看来，除了配气公司存在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缺陷，更大的原因还是由于上游企业凭借其在天然气供应上的垄断地位，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中造成不合理的利润分配所致。 “如果说要引进竞争，那也应该先从上游开始，先打破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的垄断，我们下游早已经苦不堪言了。”在由国务院体改办上月主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四川省建设厅城建处副处长杨奇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抱怨说。 一位配气领域的知情人士更是将目前的整体性亏损理解成一场阳谋。他指出，三大公司正是利用其拥有的区域性垄断地位，通过生产、运输和配气之间不合理的价格分配，力图削弱下游公司的力量，从而实现整体接盘下游产业、构建上下游一体化的垄断企业的目的。
他暗示说，由政府部门转制而成的三大公司，同时又是政府的纳税大户，左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能力较强，不管在价格分配上还是从政策设计上，显然都处于强势地位。仅去年一年，中石油一家所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其他税项就达370亿元。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迟国敬也指出，上游和中游（即管道运输）虽然投资巨大，但因为与燃气公司签订了长期性的“照付不议”合同，因此投资回报率相对稳定。而城市燃气管网不仅投资巨大，来自其他燃料，比如石油、煤以及电等其他可替代性能源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根本无法通过随意提价来获利。因此，在上游的侵蚀下，配气企业的日子难过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收购加油站之后，三大公司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收购燃气公司，”迟国敬对《财经》说：“不出三到五年，就可以见分晓了。” 九龙治水的终结？ 尽管在天然气销售的利润分配问题上，上下游公司各执一端，但在专家看来，其中的是非并不像双方强调的那样黑白分明。国家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陈立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就指出，目前根本无法衡量天然气的成本构成，因为定价机制本身就存在程序上的不合理之处。 就最终消费价格而言，一般是燃气公司向当地的市政管理部门提出价格申请，然后报经省级物价部门批准。然而燃气公司申报的成本本身从来没有清晰的核算，到底是多少谁也不知道。 与下游一样，对上游成本的价格监督目前实际上也处于“黑洞状态”。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兴珊认为，像西气东输项目的监管问题，由于需要相当专业化的知识，目前的政府部门根本无力对其具体成本构成进行有效的监管，只能依靠中石油自己来监管。 在这种尴尬的背后，凸现的是政府职能的严重错位和缺位。迄今为止，实际上天然气工业一直没有一个专业的主管部门，有人戏称说：“16只脚都踩在这块地里，但没有一个是主人。”其中，天然气的上游勘探和开发由1998年成立的国土资源部主管，天然气的井口价和管道运输的价格以及重大项目的审批权在国家计委手中，项目的实施和三大石油公司日常管理的权限在国家经贸委手中，而国家环保总局则负责管辖环境保护问题，最后的配气网络的主管部门是建设部。此外，在生产和运输的安全性方面，国土资源部的矿山安全局、国家质检总局以及消防部门都兼具部分管理职能。而在上游的对外合作方面，享有专营权的三大公司也被认为仍然承担着部分政府职能。 这种多头管理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效率损失，更重要的是，由于主管部门作出的决策难以追溯，因此也使得很多职能无法到位。以安全性为例，陈立警告说，政出多门的恶果之一，就是造成中国的天然气应用几乎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同时，这些相关部门制定的政策，由于代表了不同部门的利益，不仅不稳定、随意性太强，在很多情况下，政策之间还是相互冲突的。 与政策性管理的相互倾轧对应的是，对保证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至关重要的经济监管以及相关的立法目前却处于空白地带。由于管道运输以及配气管网的自然垄断特性，加上即使在不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上游领域仍然存在行政性的垄断，近两年来，构建一个统一的天然气监管体系已经成为共同的呼声。 最具代表性的探索应该是国务院体改办和世界银行联合组成的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在对英国、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进行系统研究之后，既在2000年11月份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综合的油气监管整体方案，又于今年4月完整地提出了主要针对天然气下游领域（包括管输和配气在内）的一揽子监管解决方案。 这份报告建议，应该单独成立一个天然气监管委员会，对油气资源、价格调控、市场准入、服务标准、信息以及质量、安全、环保等实行统一监管。关于监管委员会的组成、经费来源、具体的监管内容以及监管的原则、程序和技术手段，报告也都有详细的阐述。 不过，到底是否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天然气监管委员会，目前却仍然没有在业界达成共识。陈立在表示希望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的同时也承认，多个相互关联的机构，按照共同的监管标准来执行监管，也是有可能的。 朱兴珊则认为，在目前天然气工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监管任务量很小的情况下，未必一定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管委员会。把现有的政府管理职能更加明确地加以划分以及补位，完全有可能管好。实际上，就产业特点而言，天然气的上游完全可以和石油合并监管。 刘克雨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则表示，他更倾向于建立一个油气监管委员会，因为就石油而言，需要监管的地方很少，因此即使石油和天然气的监管机构合并，监管的重点也会放在天然气方面，不必担心天然气产业由于过于弱小而在监管过程中被忽略。 此外，在国际上，发电是天然气最为重要的工业用途之一，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用于发电的消费量往往占到天然气总消费量的40％以上。在中国，目前的电力与天然气改革之间是完全脱节的，如何在这两个领域的监管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竞争还是垄断？ 天然气的消费前景也并不像逻辑上表述得那样顺畅。1997年陕西天然气刚刚进入北京的时候，当时用户平均每日用气量为0.75～0.80立方米之间，而到了去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0.46立方米。 这仅仅是国内天然气工业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在发电领域，煤的发电成本仍然远低于天然气，加上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厚以及原有的煤炭工业已经相当庞大，除非有相当严格的环保要求，否则即使发电企业可以直接从上游企业购买从而减少配气费用，天然气也很难在根本上动摇其主导地位。因此，天然气在这个领域，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国家在特定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深圳等，以及特定的经济发达地区执行严厉的环保政策，增加燃煤发电的污染成本，从而取得主导地位。专家预测，即使到2020年，煤炭在整个能源构成中所占的比例也不会低于50％。 在民用燃气市场，虽然目前天然气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位居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之后，但天然气在未来仍将具有相当优势。与人工煤气相比，天然气的安全性显然更胜一筹。在英国，仅用10年的时间，天然气就完全取代了人工煤气；而在美国，天然气也在五年内就在市场上压倒了人工煤气。至于液化石油气，即平时所说的“煤气罐”，由于搬运机动灵活，无需铺设基础管线，仍将在民用燃气市场持久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但在天然气管网可以覆盖的地区，在等热值价格相当的情况下，显然天然气更具竞争力一些。 对于西气东输提供的管道天然气而言，除了可能的来自俄罗斯以及中亚地区的管道天然气的远景竞争，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来自进口LNG。目前包括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省在内的东亚地区，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LNG进口地区。在2000年，这个地区的进口量占到了全球进口总量的75％，而随着广东LNG站线项目即将正式启动，中国也将快速加入LNG进口的“东亚方阵”中间。据悉，这一项目一期工程完工后每年的LNG进口量将达到每年300万吨，二期工程进口量更将达到600万吨。除了广东，包括福建、山东在内的多个地区，也都有可能成为进口LNG下一个接受站的所在地。 由于中国陆上天然气多分布在边远的西部地区，运输成本高昂，在广东和福建这些沿海地区，管道气根本难以和进口LNG竞争。实际上，由于漫长的运输距离，从轮南到上海，仅运输成本每立方米就达到0.8元，1.35元/立方米的城市门站价格已经使得其在竞争中难有太大优势。根据专家测算，只有在进口LNG的价格高于4.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的情况下，西气东输管道气才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实际上美国2001年从澳大利亚、卡塔尔以及阿尔及利亚进口的LNG的平均到岸价格均低于这个数字，只有日本的进口价格略高于这一数字。
面对来势汹汹的竞争者，是否应该允许建立上下游一体化的垄断性企业，也是目前争论颇多的话题。支持者认为，三大石油公司通过整体或者分拆出财务结算上相对独立的天然气分公司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介入整个天然气工业，有利于利用产业垄断的力量冲破地方垄断势力的藩篱进行纵深整合，客观上起到有效降低工业成本的目的，从而在整个产业的起飞阶段最大限度地借助资本的力量打开市场的上升通道。 从国际经验来看，意大利的ENI以及爱迪森天然气公司均为生产、运输和分销三合一的垂直一体化企业；在德国，大部分管道运输公司在配气公司中都拥有股份，而一些天然气生产商也在运输和配气公司中都拥有股权。在英国，英国天然气公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一直是一体化的，直到1997年才分拆为负责生产的CENTRICA公司以及负责管道运输和配气的TRANSCO公司。 但反对者也担心，三大公司的鲸吞，可能会扼杀国内任何潜在的下游竞争对手，使得产业的发展缺乏长久的支撑。对此，国务院体改办给出的是一个折衷的方案，那就是在允许第三方使用其管道进行运输的前提下，允许所有权交叉或者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交叉。 外资侧身入场 在天然气行业未来的监管架构中，确保入世承诺的执行也是其题中之义。根据入世协议，除了外资允许以合 作的方式在中国近海以及陆上参与勘探开采，城市燃气管网也由原来的禁止投资修改为限制投资，即允许外资参股，而西气东输更是允许外资可以在管道公司中拥有多数股权，以便吸引外资。 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外资已经开始实质性渗透进整个天然气工业中间。壳牌无疑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它除了以惟一的外资合作方获得西气东输管道公司和统一销售公司45％的权益，还斥资4亿美元购买了东海西湖凹陷气田20％的权益。在短时间内先后牵手三大石油公司，壳牌在中国天然气市场上的野心已经日益显露。 另一个石油大鳄也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在退出西气东输工程的竞标之后，英国石油并未放弃，转而以30％的权益成为广东LNG站线项目惟一的外资伙伴，从而成为这个项目仅次于中海油的第二大股东。此外，英国石油仍在对从俄罗斯到中国东北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看来其在中国管道天然气市场上也未打算放弃。 但是，外资最终参与以及影响市场的程度如何，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政策的选择。在上游领域，由于只允许以合作的方式开展勘探开发活动，而且三大石油公司在合作中均处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外资公司和三大公司之间合作的关系远超出竞争因素。一些业内人士刻薄地指出，这种合作方式仅仅是邀请外资分“奶油”而已，是典型的要客套不要战斗。 至于在上游领域形成真正的竞争，朱兴珊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中国完全可以允许外资公司独立参与竞标，因为目前在国内，即使上游放开，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形成足以与三大石油公司相抗衡的竞争者。让外资公司独立竞标，这样才能形成平等竞争的局面，从而有效地降低天然气的上游成本。 而在下游，业内人士分析，外资之所以不肯大规模入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现有政策对控股权的限制。燃气公司显然更愿意在不丧失控股权的前提下引进外资，因为这对于它们来说，总胜于坐等三大石油公司来收购兼并强些。但财务状况欠佳以及对未来的公司经营体制的担心，使得外资公司对涉足的时机相当谨慎。香港中华煤气公司行政总裁叶永坚就坦称，之所以希望在合资公司中获得控股权，除了便于扩大融资和经济规模，也考虑到可以避免像国有企业那样受到政策性因素的制约。 另外一个制约因素则是专营权方面缺乏明晰的政策。实际上，授予配气企业所在区域的专营权，也是一种国际惯例。1997年12月发布的《城市燃气管理办法》虽然明确规定管道燃气要实行区域统一经营，但涉及外资的适用性以及这一规定的合法性并未得到明确的阐述。这些模糊不清之处显然或多或少地浇灭了一些谨慎的投资者对此所抱有的热情。 监管之难 对于外资以及试图跻身天然气产业链条的众多私人资本而言，上述政府风险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依赖于天然气立法的逐渐完备。在目前的天然气领域，下游领域的立法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而制约上游的法律，也只有一部时过境迁的《矿产资源法》外加《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以及《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在缺乏一部专门针对天然气的框架性法律的情况下，长期而且连续性的监管的实现就很难获得根本性的保障。而缺乏有效监管之下的垄断，恰恰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糟的。 以长途管输为例，目前仅有的监管依据是《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但这一条例规范的内容仅仅包括了安全性。对于建造管道的准入资格和核准程序，长途运输费率如何确定、投资回报率如何设计以及费率调整的程序，以及如何保证第三方平等接入等亟需进行经济监管的问题，目前缺乏任何可以援引的法规。一旦上述问题得以用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陈立认为，根本不愁投资者，因为长输管线实际上和高速公路一样，都拥有长期而稳定的回报。 “说石油天然气立法已经迫在眉睫，已经说了十几年了。”刘克雨提起此事话语中有些感慨。 在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的宦国渝看来，这种由于法律的缺失而造成的不确定性负面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一方面由于缺乏明晰的法律框架，外资参与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在外资参与的情况下，国家也有可能因为法律的缺位而蒙受损失，因为在天然气领域一般签订的都是长期合同，比如中石油和壳牌签订的西气东输的合作期限就长达45年之久，一旦合同签署之后就很难再加以更改。 除了立法过程中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分配，朱兴珊认为，缺乏一个能源主管部门的有力推动，也是相关立法虽屡次呼吁仍难以正式启动的重要因素。 早在1980年，中国就曾经成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管理石油、煤炭和电力三个工业部，但两年后委员会就被撤销。1988年9月，上述三部门重新组建成能源部，但在1992年3月，能源部被撤销，此后一直到现在，能源领域仍然没有专门的主管机构。 业内人士一直对此颇有微词，因为就交通而言，目前仅主管部门就有交通部、铁道部以及国家民航总局，而同样重要的能源领域却缺乏综合性的协调机构。刘克雨指出，只有放在能源战略的大盘子中来考虑天然气工业的发展，才能做到协调发展。由类似能源部这样的综合主管部门来制定产业政策，而由监管委员会来具体执行监管职能，这种架构才是均衡的。 至于在时隔10年之后，重提能源部这个概念，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启动天然气工业的监管改革以及法律构建，而新的监管委员会和综合性主管部门以法律为边界条件的二重奏是否能够摒弃可能出现的杂音，在缺乏具体细节的情况下，目前讨论其前景仍然显得有些过于渺茫。毕竟，对于天然气工业来说，或许更多的更复杂的故事还未开演。 目前正在实施的三大天然气工程 西气东输项目从新疆轮南至上海市，全长4200公里，设计年管道运输量为120亿立方米，预计工程总投资为1500亿元。今年上半年将全线开工，2005年全线贯通。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和壳牌投资集团分别在管道和销售公司中拥有55％和45％的权益。 东海西湖气田凹陷项目总储量在5000亿～8000亿立方米之间，设计年产量在2007年将达到25亿立方米。中海油、中石化、壳牌以及优尼科分别拥有30％、30％、20％、20％的权益。 广东LNG站线项目一期规模为每年300万吨，投资为51亿元，预计2005年投产；二期规模为600万吨，2009年投产。中海油、英国石油、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广东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州市煤气公司、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燃气总公司、东莞市燃气总公司分别持有33％、30％、14％、6％、6％、3％、3％、2.5％、2.5％的权益。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理机构的演变 1950年4月燃料工业部成立，主管煤炭、电力和石油工业，内设石油管理总局对石油工业进行管理。 1955年燃料部撤销，石油工业局升格为石油工业部。 1970年6月石油工业部与煤炭部、化学工业部合并成燃料化学工业部。 1975年撤销燃料化学工业部，恢复石油工业部。 1980年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管理石油、煤炭和电力三个部。 1982年能源委员会撤销，三个部直接由国务院领导。 1988年9月撤销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电力工业部，组建能源部，内设石油总工程师办公室。 1992年3月能源部撤销，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直接属于国务院领导。 1998年3月将三大石油公司的政府职能合并，组建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由国家经贸委管理。 2001年2月作为委管国家局的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被撤销，其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的内设机构。 美国和英国的天然气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 垄断阶段： 管输和配气方面享有垄断专营权，天然气供应商负有供应的义务，政府对天然气价格进行管制。 长输管道开放阶段： 天然气生产者有权使用天然气管道，直接向大的用户和当地的配气公司售气，政府对天然气销售价格进行管制。 批发环节开放阶段： 第三方进入输送系统，运输和销售分离，对大的终端用户和当地分销公司提供供气选择权，对市场准入和系统使用进行管理。 终端销售环节开放阶段： 第三方进入输送和配气系统，运输和销售彻底分离，所有用户都有供气选择权，解除价格管制，对市场准入和系统使用进行管理。
开通天然气对入住率要求
关于开通天然气对入住率的要求
发布日期：
2012-03-12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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