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75年4月5日，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在遗嘱中说：“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他把梦想留给国民党，也留给了自己的夫人和儿子。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在蒋经国主政台湾的日子里，作为蒋家的“精神象征”和家长，宋美龄曾经有过多次开启新的国共合作大门的历史契机。她本来有可能为和平统一祖国做出别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但是由于一直对国民党兵败大陆心存怨恨，由于顽固的反共立场，宋美龄与这些机会失之交臂。这一时期宋美龄的一个中国立场，是通过顽固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表达出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蒋经国宣布对大陆的“三不”政策，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涉及两岸关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只好借助于长期居住美国的宋美龄的力量。这时蒋经国对宋美龄，是“以母侍之”，视之如“良师”。 自1975年9月19日至1986年10月15日，宋美龄与蒋经国二人之间来往电报共763件之多。宋美龄对蒋经国的“外交”仍然保持了非常大的发言权。 中美建交时，台美之间的谈判令宋美龄十分不悦。宋美龄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早有预见，曾多次提醒蒋经国注意。因此当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要与中国建交时，宋美龄并不诧异，只是要蒋经国在“坚持国家立场、保持国家权益与国格”的前提下，“不浮不燥，不负气，得体行事”，沉着应付。其后双方进行谈判，台湾代表迫于情势，不得不同意互设非官方性质的机构。宋美龄得知消息颇为不悦。她致电责备蒋经国，要他召谈判代表“返国述职”，并“公开引咎向政府提出辞呈，以谢国人”。蒋经国知道问题并不出在代表身上，一再解释，仍然无法获得宋美龄的谅解。最后宋美龄以严厉的语气告诉蒋经国：“余向来对铢细末事，均可采取或容纳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对中华民国之存亡大关键，无可圆融，志不可夺。”“若同志中仍不能挺身站起来，消泯懦怯，则何以对总理及父亲耶！余亦夫复何言。”此电发出后，宋美龄掷笔足足有五个月不再致电。蒋经国只好苦苦哀求：“唯望再赐指针，使益知惕励，并有所遵循”，“以儿愚钝，当此忧危实诚惶诚恐，时虞陨越，惟愿大人耳提面命。”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共产党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政策主张。1980年，陈香梅女士与美国总统一同访华，她为宋庆龄给宋美龄捎去一信，当时宋庆龄病重，由廖承志代笔，她签了名。信的主要内容是自己重病在身，希望宋美龄能回大陆，在有生之年姐妹相见，如果不成也希望把在宋美龄处保存的孙中山的遗物还给她。陈香梅等了许久，宋美龄传来了一句话说，信收到了。 1981年年初，在宋庆龄病危之时，大陆方面为了给她们姐妹相见创造条件，曾邀请客居美国的宋美龄回国，但为宋美龄峻拒。终于，姐妹俩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1981年5月，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和友好发出邀请，请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子女们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而宋美龄认为，“骨肉虽亲，大道为重”，为了自己的顽固立场和蒋经国“三不”政策，没有作出回应。 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蒋经国的一封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祖国统一大业晓以利害，敦促蒋经国和国民党“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公开信在海内外引起炎黄子孙们极大的反响。 台湾官方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而远居异国他乡的宋美龄以半官方的姿态，于同年８月17日，发表了致廖承志函，作为对廖承志致函蒋经国的复信。回信中，宋美龄回避了廖承志反复强调的祖国统一主题，用大量的篇幅攻击共产党。但通篇看来，宋美龄没有反对国家统一，而只是顽固坚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这当然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也反映出宋美龄心存旧怨，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 1984年１月，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大”6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在讲话中建议：“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她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她向台湾当局忠告：“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 宋美龄看到邓颖超的讲话后,于同年2月16日回函邓颖超，对邓讲话中谈到的祖国统一问题，这次宋美龄没有回避，而是明确拒绝。她认为，大陆是因为无力武力解放台湾，才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是宋美龄最得意的话题。宋美龄在信中明确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同年邓颖超80岁生日时，宋美龄从美国托人将一只水晶兔送给邓作为生日礼物。这只水晶兔在邓颖超百年诞辰展览上首次向外界展出。这说明，宋美龄仍然试图保持与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友谊，为国共和谈、和平统一中国留有一点余地。 试图阻止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在党主席人选上，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很快就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李登辉渐渐形成优势，占了上风。对于推举李登辉任国民党代理主席一事，宋美龄虽已年迈，但却不糊涂。身为国民党中评会主席的宋美龄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示了不同意见。 1月26日下午，宋美龄写信给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示党内对李登辉续任主席有疑虑，建议恢复中常委的集体领导模式，认为依据党章，中央常会无权推举代理主席，希望延至7月召开十三次代表大会时再作决定。 反对李登辉代理主席，试图把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分开，希望能够在党内有制约李登辉的力量，反映了宋美龄对李登辉能不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担忧，是为了使台湾党政分立、互相牵制，避免出现台湾籍人的“总统”同时兼任国民党主席的局面。 由于李焕的变卦和宋楚瑜大闹“中常会”，宋美龄的意见没有得到贯彻，李登辉还是顺利登上了国民党代主席的宝座，为他日后大权独揽打下了基础。 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十三大，宋美龄发表了著名的“老干新枝”演说，强调国家需要创新却不能忘旧，更不能忘本，国民党更要留意薪火相传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不能忘本”是对李登辉当局的一种要求和告诫。 1989年底，李登辉有意让郝柏村由掌握军队实权的参谋总长转任国防部长，郝柏村坚持不表态，争议闹到宋美龄面前。宋美龄在听过郝柏村的难处后，面见李登辉，两人用英语交谈多时，其间，李登辉也承认，宋美龄还写有要求李在台湾海峡如有紧急的事，非郝柏村不可的备忘字条。两人会谈后，宋美龄还用英文给李登辉写了两封信，李登辉把信封存在总统档案中，宋美龄对李登辉的影响力与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1989年６月，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身心健康的宋美龄却没有出席，她用“无声的抗议”方式来表示对李登辉上任后种种做法的不满。 “移灵风波”给台湾当局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 1995年，蒋家第二、三代在征得宋美龄同意的情况下，向台湾当局提出了“移灵大陆”的要求，引发了所谓的“移灵风波”。虽然最终拗不过台湾当局出于政治因素的种种压力，但从这个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宋美龄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变化。在大陆没有任何可能接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前提下，同意移灵并表示自己愿意葬回大陆，说明她已经放弃了80年代的顽固立场。
蒋介石和蒋经国去世之后，按照他们葬回大陆的遗愿，他们分别被暂时安放在慈湖和大溪头寮宾馆，并没有依照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在两岸统一之后回到大陆安葬。宋美龄与蒋家后人对于蒋氏父子移灵回大陆一事，一直未曾忘怀。 “移灵风波”最初来自蒋纬国的提议：面对台湾日益恶化的局势，蒋纬国感到无比的压力和悲哀。一连串事情出现，使他忧心，也使他寒心：台北“总统府”前的介寿路的改名；蒋介石在台湾的几处铜像被破坏和污损已有数起，不是“守”着厕所，就是被凌辱；蒋介石生前的官邸被挪做他用；更有人借新闻媒体算蒋家的老帐……他担心，一旦有不可预测的变化，则父兄的遗体如何保障？这促使蒋纬国想在有生之年把父兄的遗体迁葬回大陆。于是，他提议成立“移灵奉安委员会”，先作原则性及行动研讨，与大陆方面沟通，待时机成熟随时行动。 蒋纬国向宋美龄提出他的想法，并得到“同意”。宋美龄不仅同意此建议，而且明确表达了对自己身后事的想法。1995年年底，蒋孝勇向媒体表示：宋美龄向他交代了自己死后愿意葬回大陆与蒋介石合葬的心愿。 当年蒋介石曾经选了两个地点做安葬之处，一是南京紫金山，一是溪口附近的四明山顶。蒋孝勇说：如果蒋介石移灵大陆，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紫霞湖畔正气亭处，则宋美龄希望葬在上海她母亲的墓旁，因为紫金山先后葬了总理与总裁，不是她可以随着安葬的；但如果蒋介石归葬于溪口家乡的四明山顶，则她愿与蒋葬在一起。 对于蒋纬国提案，台湾社会各界反响强烈。蒋家提出移灵要求，不仅让国民党当局难堪，而且对在两岸关系上不想有丝毫进展的李登辉来讲，是一件不大不小的难题。答应他们要求，就必然要面对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客观现实，就必然要与大陆联系；不答应则又有一个对“先总统”遗愿的尊重问题，而且蒋家后人的要求，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无可厚非。 面对这道难题，李登辉采取了低调处理，并且做了一定的分化工作。一方面，国民党高层人士表示：移灵属于国家大事，不一定以家属的意见为重。“两位蒋总统奉安不是简单的事，站在国家和国民党的立场，奉安是国葬，不是一般民众归葬家乡，应好好研究。” 另一方面，利用宋楚瑜和章孝严的特殊身份，在社会上造成蒋家自身意见不统一的事实。宋楚瑜以蒋经国亲信的身份表示，蒋经国如地下有知，也希望能留在台湾。蒋经国惟一活在世上的儿子章孝严，在7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上称，“两位蒋总统分别在台湾居住26年与39年，已与台湾同胞结为一体，上述忧虑应不存在”。他认为：“目前时机不宜处理两位蒋总统的奉安事宜，应等两岸统一后处理。” 李登辉和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做法，目的是希望封杀这个构想。但是蒋纬国为代表的蒋家后人并不买账。蒋纬国于十四届四次中评委会上再一次提出移灵案，并且得到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与夏功权的公开支持。 而国民党当局则在会上提出先在台湾安葬，两岸统一后再迁回大陆的所谓“两阶段移灵方案”。蒋孝勇对此提出强烈质疑。在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出席四中全会开会典礼后，蒋孝勇向记者公开发表不满意见。蒋孝勇指出：“移灵应是很单纯的事，但现在似乎把它太政治化了。”他甚至说，如把两蒋下葬后再挖出来迁葬，与挖祖坟也没有什么两样。 国民党当局借口担心中共无法给予两蒋适当的礼遇，一口咬定，要待国家统一后，才是移灵的好时机。据此，国民党奉安移灵小组在宋美龄亲自以红笔批示“同意”之后，作成了“先在台湾国葬，等统一后瑞迁葬大陆”的决定。 与台湾当局渐行渐远 1991年９月21日，宋美龄再度离开台湾到达美国纽约。宋美龄为什么又再度远行呢？ 第一、与“台独”的嚣张有密切关系。在蒋经国去世后的三年时间里，几乎看不出台湾未来的发展有多大的“光明前景”，反之，“一个独立台湾”的现象却似乎愈来愈近。宋美龄“看尽这个国家的兴衰分合”，她“不愿意将来埋遗骨在一个不叫中华民国的土地之上”。因此，对宋美龄而言，“眼不见为净”。 第二、宋美龄在台湾的亲族凋零，生活寂寞。在宋美龄返台的五年时间里，蒋家遭逢三次大的变故，第一次是蒋经国的去世；第二次是长孙蒋孝文的去世；第三次是她非常能干的孙子蒋孝武突然去世。虽然“老干”犹存，“新枝”却已一个个凋零，对于身系蒋家王朝的她来说，从利益到感情都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第三、与宋美龄的身体健康状况有关。据悉，宋美龄“数次住进荣总治疗”。医生认为宋长期患有皮肤过敏，不仅对气候、食物过敏，甚至连“抗过敏的药物都引起过敏”。此外，台湾的气候与她不相适宜，医生认为“纽约天气对她较适合”。 在李登辉执政三年多的时间里，台湾政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民党内派系争斗激烈；台独势力逐渐猖獗；台湾当局重弹重返国际舞台老调，要求国际势力予以“双重承认”之说更是甚嚣尘上。宋美龄在台湾的作用日渐式微。随着“台独”势力的发展，随着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的日益显露，宋美龄感到继续在台湾已经非常不自在了。她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开始逐渐疏远。 1995年8月12日，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追思先总统蒋公及国军阵亡将士纪念大会”，宋美龄没有能够亲临会场，但发表了书面致词。她呼吁：争取海峡两岸“最后的和平统一”，她告诫，不要由于一时的不虞匮乏，而忘了复兴民族的重责大任。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后代陈健东回忆，在宋美龄谢世前半个月，还在电话里特意嘱咐香港委员会积极支持祖国统一大业，做好投资支持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照顾好热爱祖国的每一位老人。 这表明，宋美龄已经承认“反共复国”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实，并且认为国家的和平统一，有赖于海内外，以及各个领域中、各位岗位上爱国人士共同努力，才能最后完成。 民进党上台后，宋美龄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更加坚定，她一直拒绝与“台独”分子有任何接触，并且多次要求自己身边的人为和平统一中国而努力。表明宋美龄已经明确接受和平统一中国的主张。 陈水扁当局深切了解宋美龄对于台湾岛内部分族群的高度象征意义，因此仿效李登辉，对宋美龄维持一定的礼节与敬意，“副总统”吕秀莲多次在妇联会的场合，称誉宋美龄是台湾瑰宝，是跨世纪的伟大女性。吕秀莲多次送去鲜花致敬，表达希望造访宋美龄。陈水扁也多次借着过境美国的机会，要求台湾外交人员代为致送粉红色的蝴蝶兰到宋美龄寓所。但是宋美龄一直采取礼貌性拒绝的态度，从来没有和“台独”分子接触，没有给他们任何利用自己的机会。 宋美龄逝世后，其亲属按照她生前遗愿，把她葬于纽约。宋美龄生前曾多次表示，死后葬在纽约，若情况允许，可迁回上海与母亲倪桂珍葬在一起，遗体不回台湾。所以孔令仪特别强调，宋美龄的遗体是“安放”，而不是“下葬”。他们把宋美龄的灵柩朝向西方，取意一为朝向基督，一为向往回到中国。 宋美龄至死执中国护照，她一直视自己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始终是她坚持的信念。宋美龄最后接受和平统一，表明“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是中华民族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年轻人的晚婚意识
摘 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婚姻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无法自主决定，那是一个包办婚姻的时代，一切都由自己的父母，或者族中有权威的长者等来决定。因此，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讲，没有一个共识的自由恋爱观。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的婚姻状况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4月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这部法律宣布废除包办强迫，实行婚姻自由，建立一夫一妻的新婚姻制度，彻底颠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因为《婚姻法》的颁布，在当时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反应，但是，封建思想还没能完全动摇，甚至在很多农村地方还是主流。后来进入“乱世”文革时期，什么事情都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那个年代，恋爱要分清敌我阵营，爱情是属于被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为了生存和稳定，根正苗红的军人是择偶的最佳选择。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实施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思想慢慢得到解放，自由恋爱又开始回归自主。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的婚姻观越来越开放，最求幸福的步伐也越来越大。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结婚对于双方，特别是男方的经济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在笔者父母年轻的时候，男方为了结婚，需要提前准备“三大件”（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否则很难得到女方父母的同意，结婚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90年代，恋爱和婚姻都和80年代不同，一切都变得更加实际化，对双方家庭的经济实力要求更高。步入21世纪，“闪婚”在社会上流行一时，同时“离婚”率也随之一路走高。在恋爱意识发生变化的同时，结婚意识也随之有了极大的改变。近年来，日本的年轻人中，结婚比率在持续走低，晚婚的现象却变得越来越严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在现代社会的中国，是否也有如同日本那样的晚婚现象的存在吗？同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事什么呢？本稿，让我们来简单看看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结婚意识。
关键词： 年轻人;结婚意识;自由恋爱观;经济;发展;离婚 一、先行研究 薛亚利（2012）在文中提到，从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年轻人的结婚现状的比较来看，中国年轻人的晚婚率不高。另外年轻人中的结婚意识也比较强烈。 李东辉（2009）在文中提到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占了绝大多数。同父母的年代不同，相比恋爱对方的父母的经济实力，现在的年轻人跟注重对方自身的经济实力。同时表明，经济状况越差回避结婚的倾向就越高。 蔡娜娜（2009）阐述说，随着赎回发展，犹豫经济的压力、结婚的自由度等各种原因，80后们朝着晚婚化在发展，单身率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中国年轻人的完婚比率还处在相对较低的阶段，但晚婚化是确实在发展。同时，正如先行研究的文章中所分析到的那样，经济因素是主要因素。本稿在利用先行研究中的统计数据以及媒体信息的基础上来简要阐析它的状态和要因。 二、晚婚的要因 可以说未婚和晚婚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但是，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等现象，对于以前的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各国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在中国，随着未婚、晚婚现象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传统思想如此强烈的社会中也会产生晚婚现象呢？以日本为例来说，人口学的因素、经济学的因素、结婚规范等各种观点都有过各式的研究①。笔者认为经济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表1②是2011年的《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中，从全国31个省（包含自治区、直辖市）回收的50384分有效问卷调查。 表1 地方构成 省（市、自治区） 百分比 北京市 10.9% 天津市 2.6% 河北省 3.3% 山西省 1.9% 内蒙古自治区 1.2% 辽宁省 4.4% 吉林省 1.9% 黑龙江省 2.1% 上海市 5.3% 江苏省 8.0% 浙江省 4.0% 安徽省 2.6% 福建省 3.1% 江西省 1.9% 山东省 5.4% 河南省 4.3% 湖北省 3.8% 湖南省 2.4% 广东省 11.9% 广西壮族自治区 3.0% 海南省 .7% 重庆市 2.6% 四川省 4.7% 贵州省 1.3% 云南省 1.4% 西藏自治区 .0% 陕西省 2.7% 甘肃省 .7% 青海省 .2% 宁夏回族自治区 .3% 新疆 1.2% 台湾省 .2% 表2 （男性拥有恋爱资格的最低月工资）是作为表1调查报告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年轻女性对男性的经济要求比较高。 表2 男性拥有恋爱资格的最低月工资 �目 2011年（女性） 2010年（女性） ��入に�vわらない 2.40% 2.20% 少なくとも1000元以上 1.20% 1.90% 少なくとも2000元以上 19.10% 29.60% 少なくとも4000元以上 50.20% 48.10% 少なくとも10000元以上 27.10% 18.20% 再看2015年6月10日，中国发布的《2014年就职蓝图》中显示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学生毕业1年后的平均月工资为3784元。也就是说，有大概一半的刚毕业的年轻人根本恋爱的资格。 除此之外，以改革开放为契机，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投资的加大，带来了女性的高学历高收入，随之产生的是女性无意识中对结婚对象的要求变得更加的严苛。因此才产生了“无房不婚”的新时代婚姻规范。与之相反，对年轻的男性来说婚姻成本上升，无法承担结婚所需的开支，以至于很多年轻人开始逃避婚姻，害怕婚姻。另一方面，又对由“思想解放”“思想自由”而产生的“婚姻自由”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自由婚姻变得不那么自由。这也给晚婚化的进展提供了条件。 虽然晚婚化是在实实在在的进行这，但根据薛亚利（2012）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处在一个较低的阶段。可是通过中国凤凰网新闻，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的离婚率在这7年中在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北京、上海的离婚案例已经超过了同年结婚总数的三分之一，高离婚率的现在也一定程度上给年轻人们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加剧了他们对于婚姻的恐惧，更促进了晚婚化的发展。 三、总结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晚婚现象还没有特别严重，但很有可能会加剧。造成它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作为主要因素的经济压力对于年轻人的结婚意识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影响。本文从经济要素方面简要分析了年轻人的结婚意识，仍有许多地方可以作为今后的课题深入探讨。 注释： ①丁奕春・��里美（2013）「上海における�Y婚�yの要因：80后（バ�`リンホウ）女性とその母�Hたち」 ②表1、表2数据来自《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婚姻状况65年巨变」.《中国青年�蟆�.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4/0801/c387279-25385801.html（2015/6/20��E）. [2]薛亚利（2012）「中国年轻人的主流仍持传统婚姻观」 《中国社会科学�蟆�. http：//www.csstoday.net/xuekepindao/shehuixue/37272.html（2015/6/20��E）. [3]蔡娜娜（2009）「�F代中国の若者の意�Rとライフスタイル-改革�_放30年で成�Lした『80后』の分析から-」.兵�旖逃�大学，（修士�文）. [4]「就业蓝皮书：2014届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3487元」 中国新�网http：//edu.people.com.cn/n/2015/0610/c1053-27133453.html（2015/7/19��E）. [5]「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 百合网http：//www.baihe.com （2015/7/19��E）. [6]丁 奕春・�� 里美（2013）「上海における�Y婚�yの要因：80后（バ�`リンホウ）女性とその母�Hたち」 言�Zと文明 第11��. [7]李�|�x（2009）「中国大学生のライフイベント�Qに�vする�D考察�D『�Y婚』と『出�b』を中心に」 奈良女子大学社会学�集（奈良女子大学社会学研究会）第16号. 晚婚晚育”政策,是在大幅降低中国人的素质？因为生育学界已经证实计划生育”已导致中国新生儿缺陷率世界第一 “一胎化”计划生育自1980年全面推行以来，计生委（2013年合并为“卫生计生委”）一直鼓吹“少生优生”，并为实现所谓的”少生优生”，大肆宣扬晚婚晚育，然而，在计生系统强制“提倡”晚婚晚育的三十多年后，中国非但没有收获“少生优生”的结果，反而收获了“少生劣生的苦果”。
在计生委的铺天盖地宣传洗脑和强制“提倡”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中国大陆妇女的第一胎生育年龄，已由1981年的22.78岁，飞升到2010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9.13岁，妇女“晚育”之晚，不仅大晚于世界平均水平（24.65岁），晚于美国的妇女的平均育龄（约26岁），甚至超过了欧洲最晚育国家之一的德国（约29.1岁）；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妇女第一胎的平均育龄，由约24岁增长到29.1岁，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而中国大陆妇女第一胎平均育龄，仅十九年就从22.78岁飙升到29.13岁的时间！可见其政府强力推动的人为因素痕迹。
随急剧的“晚育”化而来的，是中国大陆新生儿缺陷率的不断高涨，前所未有地夺得“世界冠军”。根据中国卫生部（卫生计生部）的监测数据：
1996年到2010年，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增幅达70.9%, 增幅达全球之冠，现在平均每一万名新生儿中就有149.9人患有先天性缺陷，每年实际发生的出生缺陷至少有80万—120万，即每30—40秒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在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高踞世界首位。其中的神经管畸形（即先天性智障）发生率在缺陷儿中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亦高踞世界第一，中国人被称为全球神经管畸形的“珠穆朗玛峰”。
也就是说，计生委竭力鼓吹并强制实行的少生、晚生政策，非但没有提高人口素质，反把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头号智障、白痴大国！
为什么说计生委竭力鼓吹并强制实行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在大幅降低中国人的素质？因为生育学界已经证实：
新生儿的先天素质，与其父母的生育年龄息息相关，在最适宜生育年龄范围之外生育，必然会降低新生儿的素质、并增加其缺陷；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发现，男性在25岁～35岁之间，精子质量最高，此后精子数量和质量都会下降；而女性在30岁以后，卵细胞储备减少90%，卵子的质量大幅下降，而生育能力降低。
李宗仁归国后的晚年婚恋1965年7月20日，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从美国回到祖国后，立即成为大忙人。应接不暇的记者招待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老友旧部的拜访，加上所见所闻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使他感到无比的新奇和激动。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时，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他们。这个出人意料的喜讯，使李宗仁心中波翻浪涌，热泪盈眶。他觉得毛泽东主席给予他的礼遇，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亿万人民对他选择一条光明道路的肯定与赞赏。作家顾笑然在《李宗仁归来》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见―― 那时，在中南海里新落成了一个游泳池，毛泽东主席就是在游泳池的休息室里会见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的。李宗仁先生一行刚刚走进休息室，毛泽东主席便热情地迎上来，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在桌边的藤椅上坐下来之后，毛泽东主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先生表示感谢之后说：“这几天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感触颇深。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英明领导的结果。我们为祖国的强大感到由衷的高兴。”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分别谈到了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听了毛泽东主席这样一席话，李宗仁先生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他觉得毛泽东主席今天在这里以礼相待一位在战场上被自己所领导的军民打败了的敌人，既不翻旧账，也不咎以往，这本身不就是对海外人士一个亲切而有力的呼唤么！接着，谈话越来越随便。毛主席旁征博引，用大量的古代诗词和文章，考证历史上所称的六军将士为什么变成了今朝的三军将士。在谈到李宗仁先生曾与蒋介石合作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着李宗仁先生说：“你是误上贼船啊！”李宗仁一时无话可答，机智的程思远先生立刻接下来说：“是。但是我们又乘坐这条贼船，达到了我们想要到达的彼岸。”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谈话告一段落之后，毛泽东主席邀请程思远先生和他一起下水游泳…… 从北京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从中原大地到他们的故乡广西桂林，到处都留下了李宗仁和郭德洁的欢声笑话。他们从孤悬海外的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到回到祖国怀抱的千种情思，万般幸福。 从东北参观归来，郭德洁兴致勃勃地对李宗仁说：“以前只知道东北富，但解放前由于旧政府不好，没有开发，因而端起金饭碗，还要讨饭吃。现在，我们不仅看到了东北富，而且还开发了。真是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在回国后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郭德洁女士不仅消除了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甚至还来了一个1800的大转弯。她爱上了新中国，她后悔自己觉悟得太迟了。在她无限欢乐幸福的时刻，病魔却离她越来越近，由癌细胞扩散所引起的各种症状不断显现出来。尽管目前人类对这种疾病还无能为力，但党与政府依然做出最大的努力，来延缓死亡的来临。国家派出最优秀的医生，在郭德洁随同李宗仁到外地参观的时候，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每到一处，便与当地医疗机构结合起来，通力合作，悉心调治，至于药物，更是有求必应，不惜重金。经多方抢救无效，郭德洁女士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故友旧部怕李宗仁伤神损体，纷纷前来探望。当他们走后，偌大的客厅里，经常是李宗仁孑然一身。那种情爱上的孤独，像影子一样跟随他。老部下程思远很想替他物色一位贴身的异性知己。程思远把自己的想法对李宗仁说了，李宗仁自然表示深有同感，他说：“我虽年过七旬，但也不想鳏居后半生。但是，万两黄金易得，红粉知己难寻哪！”程思远劝慰道：“德公，不必悲观。俗话说，千里有缘来相会。同志们都来帮忙，会玉成其事的。” 于是，程思远当起了月下老。红绳的另一端系在了一位叫胡友松的女护士身上。 胡友松在北京市一家医院做护士，27岁还闺中待嫁。她在舞场上认识一位朋友，姓张，笔名叫“常人”。胡友松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华，也拜读过他翻译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常人十分关心胡友松的婚事，要了一张她的照片。1966年初夏的一天，胡友松突然接到常人的电话，说程思远一会儿来接她。胡友松虽然没有见过程思远，但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李宗仁从美国归来，新闻媒介报道李宗仁的时候，几乎每次都有程思远的名字。常人说程思远看了胡友松的照片，想见一见她。至于在哪儿见她，见她干什么，常人没有说。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都非常敏感，这大概和自己的婚事有关。一想到这儿，她就面红耳赤，心跳不止。胡友松简单地修饰一下，在下班前到医院门口的收发室等待。 不一会儿，一辆红旗牌小轿车来到医院门口，衣冠楚楚的程思远从车上走下来。因为已看到胡友松的照片，所以他便上前彬彬有礼地与胡友松打招呼：“您是胡友松小姐吧？我叫程思远。奉李宗仁先生之嘱，特地来接您，请上车吧！”胡友松上车后，前思后想：“大名鼎鼎的李宗仁请我干什么呢？” 小轿车不一会儿就开进了要人与名流居住的西总布胡同。苏理立在《李宗仁在大陆的晚年婚恋》一文中，描写了李宗仁与胡友松初次见面的情景―― “哦，小胡姑娘，欢迎，欢迎!”胡友松刚走出车门，李宗仁便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拉着她的手，和她并步上了台阶。一进门厅，李宗仁便拥过胡友松，轻轻地吻了一下她那白中透着红润的脸颊，一边说：“看照片，就觉得你很漂亮，今天见了人，更是标致、水灵，身材也好，太好了。”是太突然，太没有思想准备？还是太羞赧，太不好意思？也许是几种因素都有吧。胡友松感到一阵轻度晕眩；脸，涨得绯红。她第一次见到这位曾经当过国民党将军、任过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归国时又曾轰动全世界的李宗仁。她真没想到这位老将军是如此神态。她感到他的言谈举止中，透射出一种很强烈的喜爱情绪。这似乎与他的身份不太相称。 李宗仁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留胡友松在他家中作客。食间，李宗仁问胡友松的家庭，问她的爱好，问她的工作，话语不断，兴趣颇浓。而胡友松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场合，又估摸不准李宗仁究竟是何打算，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一样，简洁得不愿多加一个字。胡友松越是这般拘谨，李宗仁反而显得越高兴。末了，李宗仁才谈判似地对胡友松说：“因为我夫人郭德洁女士不久前去世了，我身边没人照顾，当然，回国后，因有病在身，她活着时也照顾不了我。所以，我想把你请到我的身边来，就算我的生活护理吧，每月工资100元，可好？”“啊，是这样……请李先生让我考虑一些日子吧！”胡友松这才弄明白今晚这场会见的主题，她毕竟是27岁的大姑娘了，又有了几年工作和社会生活经验，尽管李宗仁表现得那么殷切，胡友松却显得相当冷静。 胡友松再次见到李宗仁，是一个星期之后。为了推心置腹地好好谈―谈，李宗仁把胡友松请到了楼上的客厅里。李宗仁问胡友松考虑得怎么样了。胡友松面有难色地说：“我的护士技术，多在手术室里。其他技术掌握得并不全面，恐怕难以担当得起您的全面护理工作。”李宗仁聚精会神地听完胡友松的话，开门见山地说：“不，胡女士，上次我没有把话跟你说透。说心里话，我自从见到你的照片，就很喜欢你；上次见面后，更是喜爱你了。我原意是想请你来当我的生活护理，或是叫女秘书吧，可我们国家不允许。再说，如果你仅仅当我的女秘书，出入内室也不方便，到外地参观不能同室而居，也不能和我享受同等待遇。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名正言顺地结婚。这样，一切都方便了。”
尽管李宗仁说得一字一板，声淡语轻。但对胡友松来说，犹如惊雷贯耳，猝不及防。当然，胡友松对李宗仁这番意思，也揣摸到一二，但没有想到李宗仁会当着她的面，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使她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既然李宗仁提出来了，她就得慎重选择。恋爱结婚，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必须严肃认真，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她以前也谈过男朋友，但最终吞下的是苦涩的果子。眼前这位李宗仁先生，比自己大48岁，以后生活在一起，各方面能和谐吗？李宗仁现在是举世皆知的新闻人物，是人们追踪与谈论的目标，自己能适应吗？老夫少妻，别人会不会说自己贪恋荣华富贵呢？这些问题，在这儿是理不出头绪的。想到这儿，胡友松站起来，郑重地说：“李先生，这是人的终身大事，请您允许我好好想想。半个月之内，我再答复您，可以吗？”李宗仁只好风趣地说：“那我就度日如年地等待吧！？” 胡友松于1939年出生于虎踞龙盘的南京市，父亲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尽管那时生活苦些，但是父母姐弟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1943年一个阴霾满天的冬日，日军飞机甩下的一颗炸弹，改变了她的生活命运。父母和弟弟惨死后，她被送到了当地红十字会创办的孤儿院。不久，―位善良的妇女把她从孤儿院中抱出来，把一块糖塞到她嘴里之后说：“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快跟妈妈回家吧！”这是位对她有着深恩厚爱的“妈妈”，她靠给人家当家庭教师挣些薪水拉扯胡友松渐渐长大。胡友松不明白妈妈怎么一个人生活呢？怎么从来没见过爸爸呢？8岁那年，胡友松随妈妈来到北平，上了小学。有一天，一位叫胡勇义的男人到他们家吃过饭后，就留宿在她们家里。她想，这个男人大概就是她的“爸爸”了，因此，在上学报名的时候，妈妈在她名字前面冠以胡姓。但这位“爸爸”像住店一样，时来时走，若干年以后，胡友松长大成人才明白，他不是她的爸爸。那时候，胡友松在学校和胡同里，经常听人们说到一个名字――“李宗仁”。她当然不知道，当时李宗仁正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北平“一把手”。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胡友松个人的命运也像这座古城一样，翻开了新的一页。她小学毕业后上了中学和护士学校。在学校里，她是一位漂亮大方、多才多艺的学生。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拍《革命家庭》时，导演在物色演员时，在她读中学学校的档案里看到了她的照片，觉得长相与气质都很合适，但由于她生病而错过了机会。她还曾是北京市业余朗诵队的队员，从师于著名演员朱琳。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工作。 也许命运有意要考验一下这位姑娘的倔犟性格，让她的双脚面临一条坎坷的道路。1963年，一位北京医科大学的男同学分配到医院工作，胡友松发现他沉默寡言，如负重载地工作。许多人看见他就像看见瘟疫一样，避犹不及。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打听，才知他是右派，她静观默察，此人为人正派，学识渊博，工作努力。她慢慢地开始同情他，并主动地同他交谈，送粮票给他。她觉得自己光明正大，完全是出于一种纯洁的同志之情。但很快流言蜚语就出来了，说什么“同情右派，丧失了阶级立场”；“跟一个右派谈情说爱，那是自己往火坑里跳”。为此，支部书记还郑重其事地找她谈话，让她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革命警惕。接连不断的生活压力，铸就了胡友松内向、刚毅的性格。 李宗仁的求婚，对她的性格是个考验。就在第二次见面刚过5天，李宗仁就心急如焚地给胡友松打电话，再一次叙说他对胡友松的印象，如何气质高雅，温柔韶秀，他如何朝思暮想；中央统战部如何赞同与支持这件事。还没容李宗仁把话说完，电话里就传来胡友松平缓冷淡的声音：“李先生，您别说了。”李宗仁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胡友松说下去。接着，她用女性那种特有的羞赧语调说：“我同意与您终生为伴。”这句话，是她五个晚上辗转反侧、彻夜思考的结果，她觉得李宗仁是从心里喜欢她，对她是一片痴情。人间最难得的是真情实意，至于权势、金钱、年龄、门户与此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她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自作主张地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北戴河海滨，从1893年开始就成为著名的避暑胜地。这里山明水秀，气候宜人。联峰山、莲花石、老虎石、金山嘴、鸽子窝是玉宇仙境般的景观。1966年的夏季，这一切都成为李宗仁和胡友松度蜜月的背景。一列贴有大红“喜”字的专列，载着这对新婚夫妇来到了北戴河海滨。苏理立在《李宗仁在大陆的晚年婚恋》一文中描写了这对新婚夫妇在海滨度蜜月的情景―― 北戴河北区的游泳场，水域开阔、平缓、洁净，是高级人士专用的游泳场。阳光明亮而并不炽热，大概因为是在海上，没有在浙江省和山地里那么蒸人烤人。胡友松穿着件紫红色的毛料游泳衣，很适体，简直像是哪位服装师专为她设计制作出来的，恰到好处地勾勒出那娇美的曲线。李宗仁很高兴，笑着对妻子说：“游泳衣也选的紫红色，睡衣也是紫红色，你就喜欢紫红色。”他早已换上了游泳裤，不高的个子显得很壮实，皮肤光滑，没有那些象征垂暮的斑斑点点，似乎比年轻时要白皙些。那种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的军旅生活，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米黄色的沙滩平展而并不疏松，久没有打过赤脚的人，脱掉了鞋袜在上面走，总感到有些扎脚不适，这当然是一种带有刺激性的滋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需要刺激，刺激也是一种享受。李宗仁拉着胡友松，孩童似地在沙滩上蹦蹦跳跳。胡友松却依依呀呀地边笑边叫，她没想到这海边的沙滩有些扎脚，李宗仁却偏偏要追追她，让她被扎个够。 “好玩吗？若梅（胡友松的小名）。”李宗仁笑着，跳着。 “好玩，我可快受不了啦!” “那就下水吧!”李宗仁放开胡友松的手，一骨碌扑进水里，“来吧，这水太好了，太舒服了。” 胡友松确实不会游泳，她套上游泳圈，小心翼翼地走进海水，在海边的浅水里，游起“狗爬式”来，岸边的彩色太阳伞下，坐着秘书陈贵和警卫员。胡友松有些不好意思，本就红润的脸，更增添一层红晕，在阳光下像化了妆。 “若梅，来，我和你游出去。”李宗仁在海水里活动了一阵子，回过头来叫泡在浅水里的妻子，“既然下了水，就要游一游，这海水真好。我1946、1947年在北平呆了两年多，秦皇岛来过，就没有机会到北戴河海边来游泳，今天算偿了旧愿。” “德公，我怕！” “有什么好怕的!有游泳圈，还有我，来!”李宗仁走过来，一把拉起妻子，迎着浅浅的海浪，向深水游去。 “德公……呃，我不……”胡友松仍是一副惶恐的样子，这大概是不会水的人的本能心理。李宗仁却继续往前游。一忽儿，水深便踩不到底了。这倒好，因为水深了，胡友松便赖着游泳圈，使劲地踢起脚来。 风微微的，水爽爽的。李宗仁当然是会游泳的，加上下水时，警卫员无论如何要给他只游泳圈，所以，他游起来一点不吃力。“好玩吗？还怕吗？”他蹬着水，关切地问妻子。 “好玩，可我还有些害怕。”胡友松双臂托驾在游泳圈上。那游泳圈比一般的游泳圈大些，气也充得足，照说不该有什么可怕的，可她从没到海里游过泳，一望无际的大海啊! “怕什么？” “怕这海底有水妖，有水猴，拽人溺水的水猴。我小时候就听人说过。” “别瞎猜。妖怪只是想吃唐僧肉，吃了我们的肉可不会长生不老的。哈哈!” 就这样，李宗仁和胡友松开始了和谐幸福的生活。在新婚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面前，李宗仁和胡友松除了迷惘困惑之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和她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年夏天，政治谣言有时像骤雨一样突然而至。一个用心极其险恶、流毒甚广的所谓“梅花党”的故事出笼了。在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中，把在觉悟之后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郭德洁女士说成是“特务”，并活龙活现地编造了“梅花党”的成员都戴梅化形胸针之类的情节。这些无疑在李宗仁和胡友松心头罩上一片阴影。但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谣言制造者的险恶用心是针对周恩来总理的。因为李宗仁和郭德洁的归来，是周恩来总理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四人帮”一伙企图通过否定郭德洁的手段达到反对和否定周总理的罪恶目的。周总理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包括用暗示等方式保护着李宗仁。
早在美国的时候，李宗仁就患有老年气管炎，后来发展到肺气肿。到1968年末，检查发现，李宗仁因为肺气下垂，心脏也呈老年衰竭象征。就在不久前，他还做了一次直肠癌手术。这些，大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由于感冒，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次不像往常，输几瓶液，炎症就消失了。他的自我感觉也非常不好，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必须靠输氧来维持呼吸。 李宗仁也许清楚，死神先给他送来了通知书。趁自己清醒的时候，他把心里话告诉妻子，也就算作“临终遗言”吧。这一天，阳光朗照，碧空如洗。病房里静谧温馨，李宗仁的精神很清爽，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胡友松。胡友松有些纳闷，问：“德公，你这样瞅着我干啥？” 李宗仁感慨万端地说：“这些日子，我常常想，人活到七十，没有病也就差不多了，况且有这么重的病。我死了，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让我太担心了！” “德公，你不要太悲观了。”胡友松说完，自己竟失声痛哭起来，“您如果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李宗仁攥住胡友松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轻，千万要保重，日子还很长。有几件事情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现在讲给你听。咱们家那尊铜佛像，是30年前我当选为副总统时友人送的。我把它看作友情的象征，一直带在身边。你留下来，作个永恒的纪念吧!我戴的这只瑞士生产的欧米加表，是制表公司纪念开业100周年时特制的。只有两块，一块送给了瑞士的总统，一块送给了我。我去了以后，这只表你也留着吧。”他停顿了一下，很艰难地接着说：“我那些名家的字画，都是真品。齐白石先生的花虫、徐悲鸿先生的骏马和猫，还有黄宾虹先生的花鸟，我一辈子都珍藏着。特别是齐白石先生，送了我不下20幅画，其中在送这12幅花虫给我时，专门不题我的名字。那时我还在北平行辕当主任，他知道蒋介石先生不信任我，估计我以后会官场失意，穷困潦倒。他说：‘这些画我是认真画的，不题您的大名，是恐怕将来有朝一日，您要拍卖我的画时，方便些。’我当时就向他保证过，无论如何不变卖他的墨宝。我从美国回国时，志圣向我要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一幅徐悲鸿先生的画作纪念，我一口断然拒绝了，给钱，可以；画，我可不能给他们。我说话是要算数。那些名家的字画，你把它交给国家，最好交给文化部门。我还有两笔钱，一笔存在德洁的弟弟德峰那里，他在瑞士开饭馆；一笔存在香港何柏林先生那里，这你是知道的。何先生曾经当过我属下的军需处长，为人忠厚。你日后实在有困难时，可以写信给他。我回国后，周总理代表人民政府给的15万元，一定要如数还给国家，就说我心领了，我自己还有钱，不要国家负担。” 胡友松一边点头，一边流泪听着李宗仁的遗训。 1969年1月29日，李宗仁的身体对抗生素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任何药物对他的病情已经无济于事了。他的肺炎日趋严重，心脏的功能十分衰竭，医生只好用起搏器来帮助他的心跳，以维持那奄奄一息的生命。1月30日凌晨，荧光屏上李宗仁的心电曲线越来越短，越来越平。终于，插在他身上的输氧管和输液管同时堵塞了，李宗仁与世长辞。在医院举行了庄重而暂短的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对李宗仁先生历史上的功绩和毅然归国的义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可以说是盖棺论定吧。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总理接见了胡友松，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别难过。你放心好了，国家会照顾你的。” 是的。国家是不会忘记李宗仁先生的，也不会忘记他的妻子胡友松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胡友松安排了现代化、近90平方米的新居；并根据她的爱好，调她到故宫历史档案馆工作。 （责编 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