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作为权利的安全；
作为制度化任务的安全；
安心；
国家安全；
人的安全
一、“安全与安心”的各种形态
“想安心地过一个安全的生活”，这是亘古以来颇为人性化的愿望。但让这一愿望变成绝望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却在现实中层出不穷。要凭想象来描摹危险、不安和威胁，其所涉及的形态则是广泛而复杂的。[1]
在国际社会，进入本世纪之后，以9·11事件为契机，主权国家宣传着“恐怖主义的危险、不安和威胁”，高举“反恐怖主义”大旗，但以主权国家的“自卫权”为根据，开展了与其不相称的单方的美军、盟军、志愿联盟的军事行动，以这种军事行动为契机，又有所谓报复性攻击，两者之间无止境的连环杀戮，至此，苦心经营起来的抑制国际武力纷争的机制渐趋崩溃。[2]各国正在采取“恐怖主义”应对之策，也匆匆着手检验近现代宪法原理、刑事法原理的协调性，深入开展新的法律整顿。[3]同时，警察与军事的近现代法律界限不再分明，军事的警察化和警察的军事化，警察与军事的融合变得十分明显。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为了保护2008年召开的日本洞爷湖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安全，自卫队参与警备，警察性质的警备因自卫队而变成了真正的军事应对，警察被编入其体系中。[4]
与此形成连锁反应，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军事承诺现状也开始发生质的转换。日美安保体制是由日美两军进行“日本的防卫”、由驻日美军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这种条约上的“规制”由于“国际安全保障”的政府间协议一下子缓和下来、并全球化了。驻日美军的改造（transformation，媒体将此译为“重组”，但仅从语义上说并不是“重组（Reformation）”，外务省确切地将其译为“变革”，应该说就是“彻底的变质”）造成了日本财政的沉重负担，自卫队也随之迅速“变质”。以这一事态为背景之一，对于“全球规模上的差距与不平等”的不安也在急速扩大，可以说隐隐形成了对抗轴心，但还无法明确描绘消解这种不安的确切进程。
换一个视角来看，同样在国际社会，1960年世界人口已超过30亿人，仅在40年后的上个世纪末时就成倍增长，突破了60亿人（准确地说是1999年7月）。照此发展，到2050年时预计将超过90亿人。若按照可供给的粮食、水、能源等的测算标准，这种人口爆炸是理所当然的，暴露出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威胁。在日益狭小的地球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加上快速发展的“差距扩大”这种新的世界性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约占世界人口20%的13亿人口处于每天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状态，更有6千万人口是处于饥饿状态。
转过来再看看自然界。虽然大地震、火山爆发、暴风雨、洪水、干旱、龙卷风等因自然带来的无可避免的灾害威胁常常与人类历史相伴随，但最近的问题是人口爆炸与能源消费的急速上升等带来了臭氧层空洞、沙漠化、森林破坏、冰川和永久冻土的消失等，进而造成人为的全球变暖（在英语中也称作global warming，“温暖”化有种温和的语感，难以传递“灼热”化的真相）。这又导致了反常的气象，对环境破坏的威胁也是空前的吧。而且，在交通、通信、信息、运输等社会基础设施高级化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因环境破坏而带来的空前的自然灾害威胁在大幅度增长。这种人为因素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危机等不可逆转的自然秩序破坏。有人不安地说，未来地球生物、因而作为其中一员的人类可能会灭绝（所谓“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要缓和、消解这种世界规模的危险、不安和威胁，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更确切地说，能认识各种危险及其原因的是科学，即使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能有所预见并采取一定的对策、减轻不安和威胁的也是科学之力。换言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迅捷和简易的生活，同时，医疗技术、药品开发的迅速发展也挽救了人的生命，让他们免于绝症和死亡的威胁。
然而，这些“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便利等，同时也产生出让生活关系变得脆弱的事态。例如，“IT革命”带来了信息化社会，一旦其信息系统受到下载的病毒侵袭，就会立即引起金融、交通、通讯、产业等社会基础部门的连锁性功能瘫痪。既有容易遭致恐慌的脆弱社会，也有防御弱、畏惧所谓网络恐怖主义的社会。或者说这些“发展”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克隆人、转基因食品等新的不安。为了消除感染症的威胁原因，开发出了抗生素，然而新产生的抗药菌实际上又反过来袭击人类，形成了恶性循环。本来利用核能的危险性和军事技术飞跃革新（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 RMA）带来的威胁也没有减少。美军以伊拉克涉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其发动武力攻击，使用了甚至包括贫铀弹这种核武器在内的高技术水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科学技术的发展本应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幸福和便利，但反过来也造成了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这就是一个悖论。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生活带来了高级化、复杂化和综合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事态，[5]借用U·贝克的话来说就是，正在形成“包含工业体系的第二自然（die in das Industriesystem hereingeholte Zweitnatur）”。[6]
转过头来看日本社会。日本经济持续受到全球化、通货膨胀、资源能源短缺的直接打击，在主要发达国家很难看到的所谓“差距扩大”、名为“差距社会”的新的阶级社会正在显现。由于名为“新自由主义”的、脱离规制和节度的“自由”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狂奔，在本国“传统的”长时间劳动、加班服务、过劳死等之外，失业、就业难、就业无保障的增大都在急速展开。“景气”即使在数据上有所恢复，但就业无保障却代之以扩大的“无雇用恢复（jobless recovery）”，愈加深刻。一些异常状态在继续，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劳动者（所谓工作的穷人）超过了1千万人，有名无实的管理职、网吧难民、*无家可归者、离群索居的宅男宅女等作为社会现象常态化。另外，社会朝着低生育、老龄化在发展，而社会保障体系却在明显恶化，生活保护、生活扶助、退休金、医疗保险制度在明显倒退——管理运营这些制度的行政部门中完全人为地瓦解制度这样的令人气愤的事情也逐渐显现。在“饱食”的日本，因未获得生活保护而饿死的人每年有50人，日本一方面自诩为平均寿命高，另一方面每年却有超过3万人的自杀者。以这种状态为常态的国家，不能称之为“成熟社会”。
这些事情仅以“安全网的重新修补”是无法应对的，可以说这是劳动力商品化极为怪诞的显现，虽努力寻求根本性、结构性的政治解决之道，但与之相对应的却很贫乏。简言之，其矛盾在于，一方是连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的存续也陷入危机的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另一边却是（归根结底是以破坏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为目的）军费开支的国家财政神圣化突进。对此确有根本的政治解决之道，但为何媒体和言论界在这种问题上变得如此迟钝呢？
再转过来看看我们的身边。连日常的饮食，除了BSE（牛海绵状脑病，即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等家畜传染病的威胁之外，违法添加剂和虚假标识的蔓延（从“白色恋人”到“赤福”一流食品企业的“红白”伪装交战）、因残留农药、残留抗菌剂、因收获后处理等造成的食品、食材、食器、什物污染等层出不穷，即便在“安心地享用安全的饮食”这种人类生存的基本之处，也充满了不安。
连日常生活都悄然来临的不安、前景的暗淡、人们心理的不安和社会的颓废现象等表面化，“安全的日本社会”此刻也已成为一个神话。这不仅反映于吸引眼球的新型凶恶犯罪的增多，[7]也可以看到家庭暴力、家庭犯罪、虐待儿童、老人和流浪者等社会弱者、人格障碍者的违法行为、犯罪游乐、*袭击型犯罪、发作型犯罪、尾随跟踪者、性骚扰、利用职权骚扰等等可谓无国界型犯罪的社会明显化，从而能窥见到病态的现代社会面貌。这种危险、不安和威胁感觉在扩大，对此一方面包括“死刑”的刑事法上的“严刑重罚化”，另一方面强化标榜“生活安全”警察行政、促进“居民参与”其中，但以名为“防范”摄像机的监视摄像机和所谓街景（Street View）摄像机、窃听法、住基网等来构筑“安心”体系，在其内部又酿成了监视、管理社会的不安。
仅凭想象而描摹至此也能看到，“从各种普通犯罪到恐怖主义对策的‘安全’” 的确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以此作为“正义事业”，“国家的过剩——干预过多”十分明显。[8]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多种多样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层出不穷，为了实现与此相对的“安全和安心”，却又召唤出更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
但是，国家要实现国民的安全，这是自近代国家以来的当然职责。既然前所未有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了，国家或公权力怠于以“公”的名义履行消除危险的任务，也理应予以谴责。着眼于此间的复杂现象，1980年代以降，以前文引述的社会学者贝克的讨论为嚆矢，呼吁人们关注所谓“风险（risk, Risiko）”论。这种风险论原本与像天灾那样难以追究责任的危险（Gefahr）不同，虽然以人类行为带来的、能追究责任的危险（Risiko）为对象，但像以“第二自然”命名现代文明那样，正如自然灾害的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管理也有困难那样，给人们造成危险、不安和威胁的现代文明将向何处去，也是考察的目标。只是不仅如此，现代特有的、在以前的分析框架中难以追究责任的危险、不安和威胁也容易普遍包含于“开放”概念之中。[9]如此，我们继续保持着对“安心的法西斯主义”[10]的警戒， “风险学”的构筑也正在成为重要的现代学术课题。[11]
上述种种危险、不安和威胁，虽然包含着别有用心而有意增加的意识形态，但也的确存在具有实质性现实根据的情形。这些叠加起来填满了人们的心理，以此为推动，建立随机应变的“概括性”“危机管理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可以设想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已像列举的那样多种多样，其应对之策也只能是多种多样的，能“概括性”应对的危机管理体制真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吗？对此，我极为怀疑。灾害应对基本法制体系是以自然灾害为对象而建立起来的。以这一体系为基础构建应对“武装攻击灾害”之“事态”的法制，即“有事法制”，将政治、外交政策这种人为原因引起的“武装攻击事态”，与地震、台风、火山爆发等自然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无法控制的事态同质化，其基调就必须予以批判。关键在于，虽说是发生危机时的管理体制，为了不发生危机，就应周到地构想何为必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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